第九百七十六章 粮饷困难
罗昭云听到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的高士廉,说出了库仓无多余粮草的事情,有些愕然,这画风有点不对啊,按照他的历史知识,大隋在文帝时候,建立六大粮仓,人口接近九百万户,征收了粮食源源不断储存二十年,达到了一个惊人数字。
记得有一段贞观政要的史料,记载贞观二年,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: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,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,竟不许赈给,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,比至末年,计天下储积,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,所以奢华无道,遂致灭亡。”
大意是:在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,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,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,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,到了文帝统治末期,粮仓贮存的粮食,足够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,依仗国家富庶,所以挥霍无度,极尽奢侈之能事,终于国破家亡。
正因为这段史料,使得后世学者和网民争论不休,有一部分人觉得大唐盛世,得益于隋代的粮食储存多,其实这是一种对史料解读不够彻底,首先这有唐太宗夸大粮食存储,来做力证,朝代灭亡跟储量多少没有关系,刻画出隋文帝不怜百姓,隋炀帝好大喜功的缺点。
其次,这个五、六十年之需,也不是说百姓不耕作,光靠存粮就吃五六十年的,而是指几十年不征粮,可以作为国用,赈济、国家开支等,不是让天下几千万百姓空吃五六十年。而且,当时粮食在隋代的储存技术,粟能储存九年,米能储存五年,这五六十年皆属于夸大说辞。
此外,还有一段史料记载,贞观十一年,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:“隋家储洛口,而李密因之;西京府库,亦为国家之用,至今未尽。”那个时期,距离隋朝已灭亡了二十年年,隋文帝已经死了三十三年,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,这也是不少后世人作为大隋粮食吃到贞观十一年的一个佐证,其实也是对史料片面理解。
这句话主要是指西京库存内的钱银布匹,许多是隋代国库所留,还没有使用光,并非专指粮食,更不是说,大唐建立之后,一直在食用大隋的粮食,直到贞观十一年还在吃,也是无稽之谈。
根据一些史料记载,大唐立国之后,出现了几次灾害,旱灾、水灾、蝗灾等,使得地方饿死百姓许多,如果当真隋代存粮这么多,难道还不会开仓救济,等着百姓饿死吗?
唐太宗即位之初,史载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内忧外患之下,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的地步。这就是因为国库和地方米仓,并没有多少存粮,大隋的几大粮仓早就在炀帝折腾、群雄争霸中损耗较多,而且过了一定储存时间,无法食用了。
罗昭云心中有数了,也明白历史记载,不可尽信,朝代灭亡之后,下一个朝代来编修史书,对许多事情的真相,刻意尽兴一些丑化,对自己的朝代则进行美化,这是不可避免的,哪怕到了后世也是如此,为了有利于自己统治,修饰真相,所以官方言论和数据也不能全信。
“高卿家,户部由你来负责,以你只见,这粮草之事,当如何尽快解决,不影响战事?”
高士廉当即回道:“启奏陛下,这粮草问题,臣已经与户部的侍郎、侍中们讨论过,暂时由于春耕刚结束,百姓家里也无多少存粮,而且还有大批流民没有安置,不论是关内,还是河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淮北之地,当地粮仓储存都不能轻易调动,经过战乱之后,原本粮仓就空虚,如今也不过去年秋收了一些粮草赋税,但是征民不过以前的十分之一,大部分农产都荒废了,所以收税很少,当地诚邑的粮食要备用,以防旱灾、蝗灾、黄河之灾。
所以,江陵的李靖大军,当从巴蜀一带诚邑运粮,那里并没有战乱,天府之国,土地肥沃,在楚汉争斗时就是大汉的补给后方,这几年中原大乱,巴蜀却只是响马横行,占山为王,小打小闹,没有太大诸侯称王。征调粮食后,顺着汉水入长江,抵达前线。”
罗昭云闻言点了点头,对于高士廉的说法,还是能够认可的,中原战乱时间长,耕作荒废,百姓四处避难,有的壮年参加了义军,打打杀杀,死了不少,有的则逃往了山林避难,还有的依附当地门阀乡绅,成为部曲和奴隶,没了户籍,如同蒸发了一般,这都影响了去年的生产和税收。
立国之初,问题繁琐,罗昭云此时就感觉到,这些已非打打杀杀能够解决,而是如何调动资源,制定新政策普及全国,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,都是重中之重。
“高卿家考虑周祥,所言极是,且这般执行,中书省即刻起草敕旨,交由朕过目后,由门下省审核颁行,擢升去蜀郡征讨叛乱的营屯都虞侯程名振为蜀郡的郡守,兼大将军之职,负责这次蜀郡的征粮事宜,限期一个月内,运粮十万石运往江陵前线,同时,未来三个月内,共征粮总数,须达到三十万石,满足前线需求。此次运往西北的粮草,没有用光,一部分带往边陲之地,还有少许部分存留,已经在运往回京途中,直接调拨给侯君集的兵马做粮草之用,再从京城国库抽出万石粟米补给,后方再苦,也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挨饿。”
“谨遵圣喻!”高士廉、长孙无忌等户部官员,以及中书省、门下省的官员纷纷领命。
这个时期的诏令大致分为册书、制书、慰劳制书、发日敕、敕旨、论事敕书、敕牒七种形式,一般由中书省起草,门下省审核颁行,其中有严格规定:「凡制敕宣行,大事则称扬德泽,褒美功业,复奏而施行之。小事则署而颁之。」当然,肯定没有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的开头,那是明朝才开始推行的,而是以「门下,天下之本……」进行开头切入。
前线粮饷与户部困难得到协调之后,罗昭云提到了年号,与钱币的问题,也打算在朝堂上,与大臣们相商、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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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有一段贞观政要的史料,记载贞观二年,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: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,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,竟不许赈给,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,比至末年,计天下储积,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,所以奢华无道,遂致灭亡。”
大意是:在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,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,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,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,到了文帝统治末期,粮仓贮存的粮食,足够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,依仗国家富庶,所以挥霍无度,极尽奢侈之能事,终于国破家亡。
正因为这段史料,使得后世学者和网民争论不休,有一部分人觉得大唐盛世,得益于隋代的粮食储存多,其实这是一种对史料解读不够彻底,首先这有唐太宗夸大粮食存储,来做力证,朝代灭亡跟储量多少没有关系,刻画出隋文帝不怜百姓,隋炀帝好大喜功的缺点。
其次,这个五、六十年之需,也不是说百姓不耕作,光靠存粮就吃五六十年的,而是指几十年不征粮,可以作为国用,赈济、国家开支等,不是让天下几千万百姓空吃五六十年。而且,当时粮食在隋代的储存技术,粟能储存九年,米能储存五年,这五六十年皆属于夸大说辞。
此外,还有一段史料记载,贞观十一年,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:“隋家储洛口,而李密因之;西京府库,亦为国家之用,至今未尽。”那个时期,距离隋朝已灭亡了二十年年,隋文帝已经死了三十三年,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,这也是不少后世人作为大隋粮食吃到贞观十一年的一个佐证,其实也是对史料片面理解。
这句话主要是指西京库存内的钱银布匹,许多是隋代国库所留,还没有使用光,并非专指粮食,更不是说,大唐建立之后,一直在食用大隋的粮食,直到贞观十一年还在吃,也是无稽之谈。
根据一些史料记载,大唐立国之后,出现了几次灾害,旱灾、水灾、蝗灾等,使得地方饿死百姓许多,如果当真隋代存粮这么多,难道还不会开仓救济,等着百姓饿死吗?
唐太宗即位之初,史载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内忧外患之下,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的地步。这就是因为国库和地方米仓,并没有多少存粮,大隋的几大粮仓早就在炀帝折腾、群雄争霸中损耗较多,而且过了一定储存时间,无法食用了。
罗昭云心中有数了,也明白历史记载,不可尽信,朝代灭亡之后,下一个朝代来编修史书,对许多事情的真相,刻意尽兴一些丑化,对自己的朝代则进行美化,这是不可避免的,哪怕到了后世也是如此,为了有利于自己统治,修饰真相,所以官方言论和数据也不能全信。
“高卿家,户部由你来负责,以你只见,这粮草之事,当如何尽快解决,不影响战事?”
高士廉当即回道:“启奏陛下,这粮草问题,臣已经与户部的侍郎、侍中们讨论过,暂时由于春耕刚结束,百姓家里也无多少存粮,而且还有大批流民没有安置,不论是关内,还是河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淮北之地,当地粮仓储存都不能轻易调动,经过战乱之后,原本粮仓就空虚,如今也不过去年秋收了一些粮草赋税,但是征民不过以前的十分之一,大部分农产都荒废了,所以收税很少,当地诚邑的粮食要备用,以防旱灾、蝗灾、黄河之灾。
所以,江陵的李靖大军,当从巴蜀一带诚邑运粮,那里并没有战乱,天府之国,土地肥沃,在楚汉争斗时就是大汉的补给后方,这几年中原大乱,巴蜀却只是响马横行,占山为王,小打小闹,没有太大诸侯称王。征调粮食后,顺着汉水入长江,抵达前线。”
罗昭云闻言点了点头,对于高士廉的说法,还是能够认可的,中原战乱时间长,耕作荒废,百姓四处避难,有的壮年参加了义军,打打杀杀,死了不少,有的则逃往了山林避难,还有的依附当地门阀乡绅,成为部曲和奴隶,没了户籍,如同蒸发了一般,这都影响了去年的生产和税收。
立国之初,问题繁琐,罗昭云此时就感觉到,这些已非打打杀杀能够解决,而是如何调动资源,制定新政策普及全国,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,都是重中之重。
“高卿家考虑周祥,所言极是,且这般执行,中书省即刻起草敕旨,交由朕过目后,由门下省审核颁行,擢升去蜀郡征讨叛乱的营屯都虞侯程名振为蜀郡的郡守,兼大将军之职,负责这次蜀郡的征粮事宜,限期一个月内,运粮十万石运往江陵前线,同时,未来三个月内,共征粮总数,须达到三十万石,满足前线需求。此次运往西北的粮草,没有用光,一部分带往边陲之地,还有少许部分存留,已经在运往回京途中,直接调拨给侯君集的兵马做粮草之用,再从京城国库抽出万石粟米补给,后方再苦,也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挨饿。”
“谨遵圣喻!”高士廉、长孙无忌等户部官员,以及中书省、门下省的官员纷纷领命。
这个时期的诏令大致分为册书、制书、慰劳制书、发日敕、敕旨、论事敕书、敕牒七种形式,一般由中书省起草,门下省审核颁行,其中有严格规定:「凡制敕宣行,大事则称扬德泽,褒美功业,复奏而施行之。小事则署而颁之。」当然,肯定没有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的开头,那是明朝才开始推行的,而是以「门下,天下之本……」进行开头切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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