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章 开闸乱象
回到福儒里后,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。
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,跑了一趟银行,把钱都取了出来。然后再加上“邹蛤蟆”给的四百块和尤三“份儿钱”的一百块,凑上了一个整数。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。
至于那块金表,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,还不好出手,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。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,也就是尤三“份儿钱”剩余的八十多块了。
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,身上总不能净光净。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,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。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,而是二一添作五,和陈力泉一人一半,把这点儿“叶子”给“劈”了。
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,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,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。
就这样,傍晚六点钟左右,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,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。
可满心欢喜的他们,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,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,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。
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,而是看儿子的脸,使劲地看,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。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,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。
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,他的心里极为酸涩,根本不用再说什么,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。
“妈,东西我拿回来了。您看看……”
果然,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,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,反而愈加惊惧。
“你……真的去了……伤人了没有?出事儿了?”王蕴琳不去接包裹,只一边着急关门,一边急切地询问。
“洪大妈(旧日妇女从夫姓,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,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),您放心,我跟小武去的,一点儿后遗症没有,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……”
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,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。
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,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,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,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,王蕴琳还是相信的。
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,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,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、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。
那一天晚上,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,称谢不已。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,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。
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,久久也舍不得撒手,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,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。
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,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,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,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。
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。打心里说,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,如果可以,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,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。
就这样,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,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,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,呆呆地出了神……
1977年3月24日,周一。
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。
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,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。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,照常去上班。
至于洪衍武,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,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。
京城公安局第五处,也叫劳改工作处,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。
当年有人曾戏言,说在我国的“处长”中,谁也没有“京城公安局五处”的处长大。
这是因为这个时期,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,包括了劳改、劳教、就业和干部、职工,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?
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“只进不出”。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,监督劳教,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“教养”安排工作。
那个年代,正是就业人员对“就业政策”最不满的时候。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,越来越多,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。
小小一个公安五处,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随着“就业人员”越多,公安局五处的“消化不良”就越严重,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。
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“就业政策”的几年,还对就业人员称为“就业职工”,可以参加工会,干得出色的,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,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。
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,或把家小接来,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。
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,没过几年,“就业职工”改称“就业人员”了。不但工会被取消了,新就业的,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,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。
特别是“运动”以后,“就业人员”又成了专(政)对象,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,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,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。到了这会儿,“就业人员”那才是,“有了吃的没用的,有了用的没吃的。”
于是在“运动”末期,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,“就业人员”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。
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,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。更多不肯吃苦的人,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,“飘”在外面,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。
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,进了学习班,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,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,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,他们就不逃跑。
但事实上,这些问题要没政策,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。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,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,再一放了之了。
就这样,就业人员继续逃,被抓后再放,放了再逃,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
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,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,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。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,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,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。
应该说,这是一个善政,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。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,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,这么多人员的问题,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。
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,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。
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,水泄不通,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“教养”家属。而且这些人里,绝大多数,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、老太太。
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,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,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。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,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。
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,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,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,就大声地吵吵起来。
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,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,还有申诉冤屈、要求放人、同时要求平反的,连哭带喊,嚷成一片。
乱糟糟,闹哄哄中,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,手忙脚乱。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,又安慰那个,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,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。
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,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。
因为在他想来,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,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,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,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,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。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?
其实,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,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,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。
这年头儿,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,而报纸、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。但涉及到国计民生,毕竟属于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新闻范畴。
人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,绝不会因为正经媒体没有颁布就轻言放弃,所以有些精明的主儿,背地里便时常去找门路,跟有关人士打听最新的小道儿消息。
还真别小看普通老百姓掌握的渠道,大多数人本人没多大本事,可是谁不是沾亲带故的?再加上当时掌权的干部构成也杂,有许多是特殊时期由底层上去的“火箭干部”,这些人之前干什么的都有。所以上层一有点儿什么动静,很快就会从“小道儿”上溜达出来。
实际上,由打可以迁回户口的政策一松动,有关消息,就开始东播西传,飞短流长,很快就弄得满城风雨了。
甚至有的老百姓知道这事儿的时间,比公安机关的头头脑脑儿知道的还早还全。有人甚至把具体的政策尺度都掌握了,尽管其中不乏有猜测的成分,但却让人不得不信。
因为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状况,有许多事儿,小道儿消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还准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哪怕社会稳定后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社会流言仍然很容易传播,也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。
反正不管怎么说吧,面对这种乱哄哄的场面,洪衍武可是死了心了。他一看样子,就明白了,这里绝不可能解决问题,只好又挤了出来,回家去另打主意。
要说现在的洪衍武,眼界和见识都是有的,他又曾与商场、官场的人打过多年交道,讲的是门路和关系,他深知公章不如私章,戳子不如面子的道理。所以很快他就把面临的状况想清楚了。
他认为如今“运动”一结束,当初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出京的这些人,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在,就都会惦记着把户口迁回来。
可是那么多人,即便政策允许,也不可能一下子全回来,总得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。
按道理说,平反冤假错案的、上山下乡的,政府得优先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,而劳改、劳教结束就业的这些人,大概率是往后错。
因此,对他们这些“就业人员”,上面即便有开闸的精神,肯定也只能一步步来,谁能赶上这第一二拨,那肯定就不是靠运气、靠表现,而是靠关系、靠本领了。
以他的条件来说,唯一能提出来的就是家有一个病重的父亲,可比他更困难的还有的是,所以要想靠这个加分把事情办成希望不大。要真想把这事办成喽,最好的办法,恐怕还得在公安局内部找关系、走后门。
只可惜他虽然对送礼的门道儿精熟,当下却面临着“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”的难题,他又哪儿去认识公安局的那些头头脑脑们呢?
唉,看来不得不从长计议了。而且还得快点想出辙来。
因为他也知道,七八年后就是知青返城热。要真拖到那会儿,别说迁户口了,办什么事情都得难上加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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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,跑了一趟银行,把钱都取了出来。然后再加上“邹蛤蟆”给的四百块和尤三“份儿钱”的一百块,凑上了一个整数。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。
至于那块金表,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,还不好出手,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。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,也就是尤三“份儿钱”剩余的八十多块了。
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,身上总不能净光净。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,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。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,而是二一添作五,和陈力泉一人一半,把这点儿“叶子”给“劈”了。
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,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,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。
就这样,傍晚六点钟左右,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,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。
可满心欢喜的他们,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,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,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。
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,而是看儿子的脸,使劲地看,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。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,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。
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,他的心里极为酸涩,根本不用再说什么,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。
“妈,东西我拿回来了。您看看……”
果然,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,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,反而愈加惊惧。
“你……真的去了……伤人了没有?出事儿了?”王蕴琳不去接包裹,只一边着急关门,一边急切地询问。
“洪大妈(旧日妇女从夫姓,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,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),您放心,我跟小武去的,一点儿后遗症没有,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……”
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,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。
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,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,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,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,王蕴琳还是相信的。
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,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,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、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。
那一天晚上,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,称谢不已。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,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。
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,久久也舍不得撒手,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,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。
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,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,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,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。
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。打心里说,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,如果可以,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,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。
就这样,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,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,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,呆呆地出了神……
1977年3月24日,周一。
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。
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,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。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,照常去上班。
至于洪衍武,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,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。
京城公安局第五处,也叫劳改工作处,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。
当年有人曾戏言,说在我国的“处长”中,谁也没有“京城公安局五处”的处长大。
这是因为这个时期,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,包括了劳改、劳教、就业和干部、职工,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?
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“只进不出”。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,监督劳教,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“教养”安排工作。
那个年代,正是就业人员对“就业政策”最不满的时候。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,越来越多,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。
小小一个公安五处,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随着“就业人员”越多,公安局五处的“消化不良”就越严重,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。
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“就业政策”的几年,还对就业人员称为“就业职工”,可以参加工会,干得出色的,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,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。
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,或把家小接来,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。
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,没过几年,“就业职工”改称“就业人员”了。不但工会被取消了,新就业的,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,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。
特别是“运动”以后,“就业人员”又成了专(政)对象,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,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,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。到了这会儿,“就业人员”那才是,“有了吃的没用的,有了用的没吃的。”
于是在“运动”末期,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,“就业人员”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。
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,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。更多不肯吃苦的人,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,“飘”在外面,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。
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,进了学习班,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,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,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,他们就不逃跑。
但事实上,这些问题要没政策,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。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,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,再一放了之了。
就这样,就业人员继续逃,被抓后再放,放了再逃,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
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,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,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。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,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,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。
应该说,这是一个善政,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。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,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,这么多人员的问题,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。
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,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。
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,水泄不通,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“教养”家属。而且这些人里,绝大多数,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、老太太。
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,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,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。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,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。
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,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,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,就大声地吵吵起来。
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,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,还有申诉冤屈、要求放人、同时要求平反的,连哭带喊,嚷成一片。
乱糟糟,闹哄哄中,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,手忙脚乱。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,又安慰那个,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,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。
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,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。
因为在他想来,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,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,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,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,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。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?
其实,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,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,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。
这年头儿,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,而报纸、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。但涉及到国计民生,毕竟属于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新闻范畴。
人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,绝不会因为正经媒体没有颁布就轻言放弃,所以有些精明的主儿,背地里便时常去找门路,跟有关人士打听最新的小道儿消息。
还真别小看普通老百姓掌握的渠道,大多数人本人没多大本事,可是谁不是沾亲带故的?再加上当时掌权的干部构成也杂,有许多是特殊时期由底层上去的“火箭干部”,这些人之前干什么的都有。所以上层一有点儿什么动静,很快就会从“小道儿”上溜达出来。
实际上,由打可以迁回户口的政策一松动,有关消息,就开始东播西传,飞短流长,很快就弄得满城风雨了。
甚至有的老百姓知道这事儿的时间,比公安机关的头头脑脑儿知道的还早还全。有人甚至把具体的政策尺度都掌握了,尽管其中不乏有猜测的成分,但却让人不得不信。
因为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状况,有许多事儿,小道儿消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还准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哪怕社会稳定后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社会流言仍然很容易传播,也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。
反正不管怎么说吧,面对这种乱哄哄的场面,洪衍武可是死了心了。他一看样子,就明白了,这里绝不可能解决问题,只好又挤了出来,回家去另打主意。
要说现在的洪衍武,眼界和见识都是有的,他又曾与商场、官场的人打过多年交道,讲的是门路和关系,他深知公章不如私章,戳子不如面子的道理。所以很快他就把面临的状况想清楚了。
他认为如今“运动”一结束,当初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出京的这些人,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在,就都会惦记着把户口迁回来。
可是那么多人,即便政策允许,也不可能一下子全回来,总得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。
按道理说,平反冤假错案的、上山下乡的,政府得优先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,而劳改、劳教结束就业的这些人,大概率是往后错。
因此,对他们这些“就业人员”,上面即便有开闸的精神,肯定也只能一步步来,谁能赶上这第一二拨,那肯定就不是靠运气、靠表现,而是靠关系、靠本领了。
以他的条件来说,唯一能提出来的就是家有一个病重的父亲,可比他更困难的还有的是,所以要想靠这个加分把事情办成希望不大。要真想把这事办成喽,最好的办法,恐怕还得在公安局内部找关系、走后门。
只可惜他虽然对送礼的门道儿精熟,当下却面临着“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”的难题,他又哪儿去认识公安局的那些头头脑脑们呢?
唉,看来不得不从长计议了。而且还得快点想出辙来。
因为他也知道,七八年后就是知青返城热。要真拖到那会儿,别说迁户口了,办什么事情都得难上加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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