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8章 啊,电影
洪衍武正为今后的事情苦思无方,事情恰恰就有了转机。当看到菜市口电影院门口如潮人海之后,一个想法迅速在他脑中出现——倒电影票啊!
于是他马上就顺势跟“小雷子”提出来,想在菜市口电影院做这个生意。
当彻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后,本来被吓了一跳的“小雷子”,心里戒备却瞬间消除,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。而且说实话,他还挺欣赏洪衍武这份儿灵感的。
只不过另一方面,毕竟电影票的价格太低了,即使加价毛八分的卖出去,又能获利多少?再说,还有可能卖不出去,砸手里多少张就是赔多少张的钱啊!
所以“小雷子”认为,靠这个或许能赚点儿小钱,但要想养活三十来口子人,恐怕是相当困难的。
那么,在洪衍武随后提出可以给他分一些利润的时候,他就彻底当成了笑话来听。不仅非常大方地推辞掉了,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,如果洪衍武他们今后挣得钱还不够吃饭的,随时欢迎来找他蹭饭。
对此,洪衍武则笑而不语,只是亲热地拍了拍“小雷子”的肩膀。
确实,如果现在他现在跟任何人说倒卖电影票能赚到钱,肯定都会遭到嘲笑,说他脑子有病,或者说得委婉一点,这家伙吹牛。
这可就是眼光与见识,相隔一世的差距了。
这个年代,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常识。还没有人懂得薄利多销,积少成多的道理。
这一点,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门卖几分钱的“大碗茶”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贸集团,大家才会搞明白
这个年头,更没有人了解什么投机理论。不懂得超常利润只有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。
这一条,也只有当日后实行价格双轨制,“官倒儿”盛行的时期,广大人民才会清醒地认识到。
实际上,这门生意在洪衍武看来,简直可以与在滨城倒卖海参相媲美,绝对是一座潜力无限,有待挖掘的金矿!
为什么这么说呢?
因为一门好的生意,主要就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。首先是市场规模,其次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。市场规模庞大,需求多、供给少当然是最美好的状态,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况。
说白了,也就是物以稀为贵,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投机理论!
那么电影票又符合不符合这种情况呢?
当然符合!而且是再符合不过的了!
实际上,如果从市场规模来看,以1977年为例,据统计,当时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万人。可当年全年观影人数,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三百八十三万余人次。
计算起来,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观影三十三次,可见这是一个有着多么庞大且旺盛的市场!
如果再从需求一方来说,当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匮乏的。
在过去那个时代中,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,除了阅读和听广播之外,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。不但学生爱看电影,家庭妇女爱看电影,各单位职工爱看电影。小青年谈恋爱也爱在电影院。
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。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,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,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。
“如果知道有电影看,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”,又或是“小时候进了电影院,就跟进了天堂似的”。
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,可这就是事实。如果不信,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。
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。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,谁要不懂,就没法跟大家相处。
最流行的台词,像“让列宁同志先走”(《列宁在1918》)、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(《闪闪的红星》),至今还大有人在说。
其他如“下吧,下他七七四十九天,我才高兴呢。”(《战洪图》)、“天灵开,地灵开,妖魔鬼怪快离开。”(《森林之火》)、“冲上去的,赏三两大烟土!”(《突破乌江》)、看在党国的份上,伸出手来,拉兄弟一把!”(《南征北战》)……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。用在特定的语境中,没有人听不懂。
就连人们的外号,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。松井、老狐狸、六百工分、翻译官、周扒皮、马小飞、解老转、白桃花、顾调度、布哈林……
除此之外,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。
比如说有的时候,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,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。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。角色尚未开口,他先说出来,角色说上句,他接下句。
要知道,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。能做到这种程度,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,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。
更甚之,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。
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,导致腿脚摔伤、开膛破肚或是摘除。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,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。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,失手打死人或打伤人的情况。
由此可见,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,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。
那么,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。恰恰相反,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,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!
共和国成立时,京城只有26座影院,座位总数为16433个。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。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“国民”、“大华”、“美琪”和“真光”等少数影院外,其余多是由茶园、酒楼、戏馆、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。大都狭小简陋、残破不堪。
后来,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,想尽各种办法新建、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。所以到了“运动”前为止。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家,座位数也达到了56504个。
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“专业影院”并不多。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,还可以演出戏剧、文艺节目的“兼映影院”。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、俱乐部、曲艺剧场,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、企业的礼堂什么的。
而这些“兼映影院”即使放映电影,也是不公开售票的,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。
更遗憾的,是“运动”到来,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。在整整十年里,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,反而还减少了一些。
可以试想一下,“运动”结束时,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?
同样的道理,“运动”期间,无数的影片当作封、资、修的黑货,沦为了禁映的“大毒草”。
从1966年到1973年的8年间,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部。主要上映的是“样板戏”影片,“三战”影片(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),政治性纪录片和“批判影片”。
直至从1974年起,逢年过节前夕,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。但数量不多,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。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。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,国产片几乎已成“票房毒药”。
相反的,进口片却成功地维持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兴趣。
像苏联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。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、《地下游击队》。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、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。越南电影《森林之火》、《回故乡之路》。罗马尼亚电影《多瑙河之波》、《沸腾的生活》、《爆炸》等等。
这些“运动”末期出现在银幕上的外国电影,终于使百无聊赖的电影院,再次热闹起来。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,往往得付出半天时间或是半夜起来排队,才能买到这些热门电影票。
甚至放《卖花姑娘》的时候,首都影院售票厅还曾经秩序大乱,发生了一次哄抢事件,不但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,手套、鞋、帽子,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。
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个顺口溜。
“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,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,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,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,可咱们的电影,全他妈是新闻简报……”
至于现在嘛,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,正是因为多年以来,根本看不到好书、好戏、好电影,所以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娱乐的渴望简直到了空前的饥渴程度。
于是,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,又有一些“运动”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冻,重新复映时,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电影的热情,再次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。
当然了,对于前面所述,那些有关电影市场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,洪衍武是无从得知的。
但是他知道一点!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,是我国电影市场最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最强有力的证明是,他还记得1981年《大众电影》的发行量由1979年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时,哪怕是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说,“全世界第一!”
另外,哪怕是眼下,他也能从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热度。
电影院散场的景象就不提了,他还记得“大果脯”搞到两张内部电影票时,曾让方婷多么自豪,其他人又是多么的羡慕。
他也知道,邻居边建功和苏锦回来第二天,一大早就跑出去看电影。可当他们排着大队好不容易到了跟前,却只有下午的票子卖。
结果俩人俩饭都不吃了,拿饭钱一买就是三场,不重样连着看了三遍才回家,饿着肚子还挺美。甚至事后他们还把这天的经历当成聪明事儿到处宣扬,居然获得不少同龄人的认同和喝彩。
那么,像这样的市场还用怀疑吗?
最关键的,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考虑。干这个,目前完全是一片“蓝海”,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这里蕴含的利益,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竞争者。
并且同样的,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。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这一块儿,电影院相关管理工作,也只是维持秩序,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为。
退一万步说,即使是真被抓住,后果也轻多了。
这不偷不抢,几毛钱的票子,又不像粮票之类的票证能影响到国计民生。顶多也就是写写检查,批评教育的罪过。
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?自然值得放手大干,大有可为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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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他马上就顺势跟“小雷子”提出来,想在菜市口电影院做这个生意。
当彻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后,本来被吓了一跳的“小雷子”,心里戒备却瞬间消除,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。而且说实话,他还挺欣赏洪衍武这份儿灵感的。
只不过另一方面,毕竟电影票的价格太低了,即使加价毛八分的卖出去,又能获利多少?再说,还有可能卖不出去,砸手里多少张就是赔多少张的钱啊!
所以“小雷子”认为,靠这个或许能赚点儿小钱,但要想养活三十来口子人,恐怕是相当困难的。
那么,在洪衍武随后提出可以给他分一些利润的时候,他就彻底当成了笑话来听。不仅非常大方地推辞掉了,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,如果洪衍武他们今后挣得钱还不够吃饭的,随时欢迎来找他蹭饭。
对此,洪衍武则笑而不语,只是亲热地拍了拍“小雷子”的肩膀。
确实,如果现在他现在跟任何人说倒卖电影票能赚到钱,肯定都会遭到嘲笑,说他脑子有病,或者说得委婉一点,这家伙吹牛。
这可就是眼光与见识,相隔一世的差距了。
这个年代,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常识。还没有人懂得薄利多销,积少成多的道理。
这一点,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门卖几分钱的“大碗茶”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贸集团,大家才会搞明白
这个年头,更没有人了解什么投机理论。不懂得超常利润只有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。
这一条,也只有当日后实行价格双轨制,“官倒儿”盛行的时期,广大人民才会清醒地认识到。
实际上,这门生意在洪衍武看来,简直可以与在滨城倒卖海参相媲美,绝对是一座潜力无限,有待挖掘的金矿!
为什么这么说呢?
因为一门好的生意,主要就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。首先是市场规模,其次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。市场规模庞大,需求多、供给少当然是最美好的状态,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况。
说白了,也就是物以稀为贵,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投机理论!
那么电影票又符合不符合这种情况呢?
当然符合!而且是再符合不过的了!
实际上,如果从市场规模来看,以1977年为例,据统计,当时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万人。可当年全年观影人数,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三百八十三万余人次。
计算起来,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观影三十三次,可见这是一个有着多么庞大且旺盛的市场!
如果再从需求一方来说,当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匮乏的。
在过去那个时代中,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,除了阅读和听广播之外,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。不但学生爱看电影,家庭妇女爱看电影,各单位职工爱看电影。小青年谈恋爱也爱在电影院。
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。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,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,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。
“如果知道有电影看,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”,又或是“小时候进了电影院,就跟进了天堂似的”。
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,可这就是事实。如果不信,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。
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。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,谁要不懂,就没法跟大家相处。
最流行的台词,像“让列宁同志先走”(《列宁在1918》)、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(《闪闪的红星》),至今还大有人在说。
其他如“下吧,下他七七四十九天,我才高兴呢。”(《战洪图》)、“天灵开,地灵开,妖魔鬼怪快离开。”(《森林之火》)、“冲上去的,赏三两大烟土!”(《突破乌江》)、看在党国的份上,伸出手来,拉兄弟一把!”(《南征北战》)……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。用在特定的语境中,没有人听不懂。
就连人们的外号,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。松井、老狐狸、六百工分、翻译官、周扒皮、马小飞、解老转、白桃花、顾调度、布哈林……
除此之外,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。
比如说有的时候,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,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。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。角色尚未开口,他先说出来,角色说上句,他接下句。
要知道,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。能做到这种程度,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,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。
更甚之,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。
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,导致腿脚摔伤、开膛破肚或是摘除。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,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。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,失手打死人或打伤人的情况。
由此可见,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,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。
那么,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。恰恰相反,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,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!
共和国成立时,京城只有26座影院,座位总数为16433个。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。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“国民”、“大华”、“美琪”和“真光”等少数影院外,其余多是由茶园、酒楼、戏馆、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。大都狭小简陋、残破不堪。
后来,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,想尽各种办法新建、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。所以到了“运动”前为止。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家,座位数也达到了56504个。
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“专业影院”并不多。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,还可以演出戏剧、文艺节目的“兼映影院”。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、俱乐部、曲艺剧场,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、企业的礼堂什么的。
而这些“兼映影院”即使放映电影,也是不公开售票的,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。
更遗憾的,是“运动”到来,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。在整整十年里,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,反而还减少了一些。
可以试想一下,“运动”结束时,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?
同样的道理,“运动”期间,无数的影片当作封、资、修的黑货,沦为了禁映的“大毒草”。
从1966年到1973年的8年间,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部。主要上映的是“样板戏”影片,“三战”影片(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),政治性纪录片和“批判影片”。
直至从1974年起,逢年过节前夕,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。但数量不多,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。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。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,国产片几乎已成“票房毒药”。
相反的,进口片却成功地维持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兴趣。
像苏联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。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、《地下游击队》。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、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。越南电影《森林之火》、《回故乡之路》。罗马尼亚电影《多瑙河之波》、《沸腾的生活》、《爆炸》等等。
这些“运动”末期出现在银幕上的外国电影,终于使百无聊赖的电影院,再次热闹起来。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,往往得付出半天时间或是半夜起来排队,才能买到这些热门电影票。
甚至放《卖花姑娘》的时候,首都影院售票厅还曾经秩序大乱,发生了一次哄抢事件,不但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,手套、鞋、帽子,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。
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个顺口溜。
“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,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,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,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,可咱们的电影,全他妈是新闻简报……”
至于现在嘛,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,正是因为多年以来,根本看不到好书、好戏、好电影,所以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娱乐的渴望简直到了空前的饥渴程度。
于是,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,又有一些“运动”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冻,重新复映时,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电影的热情,再次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。
当然了,对于前面所述,那些有关电影市场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,洪衍武是无从得知的。
但是他知道一点!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,是我国电影市场最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最强有力的证明是,他还记得1981年《大众电影》的发行量由1979年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时,哪怕是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说,“全世界第一!”
另外,哪怕是眼下,他也能从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热度。
电影院散场的景象就不提了,他还记得“大果脯”搞到两张内部电影票时,曾让方婷多么自豪,其他人又是多么的羡慕。
他也知道,邻居边建功和苏锦回来第二天,一大早就跑出去看电影。可当他们排着大队好不容易到了跟前,却只有下午的票子卖。
结果俩人俩饭都不吃了,拿饭钱一买就是三场,不重样连着看了三遍才回家,饿着肚子还挺美。甚至事后他们还把这天的经历当成聪明事儿到处宣扬,居然获得不少同龄人的认同和喝彩。
那么,像这样的市场还用怀疑吗?
最关键的,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考虑。干这个,目前完全是一片“蓝海”,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这里蕴含的利益,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竞争者。
并且同样的,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。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这一块儿,电影院相关管理工作,也只是维持秩序,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为。
退一万步说,即使是真被抓住,后果也轻多了。
这不偷不抢,几毛钱的票子,又不像粮票之类的票证能影响到国计民生。顶多也就是写写检查,批评教育的罪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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