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3章 交锋过后
由于在这场交锋中,洪衍武以全面压制的方式使高副所长一败涂地,并让其产生了极大的忌惮。所以重新谈判的时候,为了避免激怒洪衍武,丧失最后的和解机会,高副所长的态度便相当有诚意。
于是在一个小时之后,额外捞了个热水澡洗的洪衍武,就重新出现在了陈力泉的面前。他也在第一时间,把自己和高副所长刚在大院澡堂里达成的条件,告诉了这位挚友。
首先,对于洪衍武户口调京这件事,高副所长很痛快地先答应下来。他说自己有转业的战友在公安局五处,几天之内就可以落实这件事。但是在经济补偿上,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,确实有心无力。
原来,别看高副所长两口子加起来小二百的月收入,比起一般家庭,条件算是优越的。可他们夫妻不是一个地方的人,老家还都在贫困地区。所以除了全家四口人生活以外,他们还要补贴夫妻俩各自的穷亲戚,不断招待从他们老家来京伸手求助的老乡。
这么一来,有挣得地方就有花的地方,高家的真实经济条件,也就是表面光。要想彻底满足洪衍武那一千元经济补偿要求,根本不现实。高副所长最大限度,也就只能凑出四百块来。而他自己的建议,是想给再洪衍武安排一份工作,虽然只能是临时工,却也是细水长流,每月多少总有些收入,就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了。
不过呢,其实作为洪衍武来说,他最早开出一千块的价码,本意是想凑够五千块,为的是把母亲的“翡翠扁方”保住。而现在既然人家死活也凑不出来,他要那几百块钱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。那么同样的,根本就不缺小钱儿的他,对于高副所长介绍的那份临时工作也就更没有什么兴趣。
所以他想了想,便又询问高副所长有没有能力办“转插”,他说自己二哥洪衍文在雁北地区插队,要是能办回京郊来,经济补偿他就不要了。
这对经济负担颇重的高副所长自然是件好事,而且事有凑巧,高鸣母亲一个同事的哥哥就在大(兴)县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工作。据高副所长自己估计,求这个人办直接回城这种大事或许够呛,但“转插”属于曲线救国的办法,政策阻力比较小,问题还不大。于是也就张口应承下来。
就这样,洪衍武的两个条件都确定了下来。而他为此对高副所长做出的承诺,就是一旦当这两件事落实下来之后,他会马上把胶卷奉上,并且保证永远不会有一张照片泄露外流。
对这一点,高副所长即使不敢全然相信,可败军之将无以言勇,目前他也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。
听完这些话,陈力泉在安心的同时也极为兴奋,他一边和洪衍武抽着烟往家走着,一边愉快的祝贺。
“小武,这下好了。你的户口一回来,你待在京城可就彻底踏实了,咱俩也就不用再分开了。而且你二哥托了你的福,很快也能回家了,你爸妈要知道一准儿高兴。这高副所长人痛快啊,没想到人还不错。”
“哼!”洪衍武的回应却是狠狠冷笑一声,“泉子,要是你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,你要是知道我今天差点就被那老小子算计了,恐怕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人不错?那就是只笑面虎,是个绝对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!”
很快,听着洪衍武又开始讲述今天交锋全过程,陈力泉也不由被其中的险象环生惊到了。他听到最后的时候,笑容已然彻底收敛。忍不住又说,“他既然这么毒,那你还跟他谈个屁呀?要我看,他答应你的也根本就不可信。万一再琢磨什么招儿害你呢?倒不如咱们直接把照片给他曝光出去,直接毁了他们丫完了。”
“不,还正因为他们不是省油的灯,我才不能这么干。说真的,我这次能转危为安,几乎就是一种侥幸。你仔细想想,高副所长用的是什么招?监听!录音!这些设备那可是挺稀罕的东西,咱们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几回,那得是什么样的国家部门才能有这种资源啊!再说,这些东西的用途,又应该是对付什么人用的?反正不管怎么说,高副所长是什么人,虽然我现在还琢磨不透,但我也能肯定,他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军队后勤干部,如果处理不好,这就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坎儿……”
“啊,那他不是比公安更厉害吗?要照你这么说,也太危险了!这可怎么是好?他要是再报复你又该怎么办呢……”
“泉子,你也不用过于担心。我说过,要想不出事,行动中的每一个步骤,就要考虑到后果的安全性。虽然现在出了点没想到的情况,可大体还在我的掌控下。应该说,我目前只是在不痛不痒和狗急跳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,尽管狠狠地“榔”了他一下,可只要这件事最后我能信守承诺,他也只有心惊肉跳还不敢急,是不会跟我没完没了的。”
“因为第一,我的两个要求不算苛求。虽然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,可凭高副所长的能力并不难实现。第二,说白了,我才真是个光脚的。一个早就尝惯了权力甜头的营级干部。虽然一方面,他不把草头百姓放在眼里,认为自己高高在上。可另一方面,他也色厉内荏,惜命无常。通过今天这件事,他应该很清楚我也不是善茬。真要是想报复我,逼得我没了活路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,接着跟他死磕,他也没个好。”
“你可要知道,别说我还捏着高鸣、高放的命。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,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。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,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,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?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‘罪行’。真要闹翻了,就‘公器私用’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。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,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,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,变得支离破碎,变得名誉扫地,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,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!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?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,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?他会这么干吗?根本犯不着。要论破罐破摔,他们永远不划算!”
洪衍武说到此时,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,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。
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,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,之后便久久无语……
要说洪衍武的分析,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。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,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,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高鸣的父亲,名叫高作礼,1932年生人,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,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。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,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,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,不但迅速入了党,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,还得了一个“万金油”的称号。
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,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“总参三部”(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,又称总参三部,正军级单位。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。它与国家安全部,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)将军的法眼。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,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,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。
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,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,还屡屡建功,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,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,也算是一种异数了。
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?
原来,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,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,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“总参三部”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。
最初,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。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,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。
高层领导认为,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,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,说话做事不太小心,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。往往在住店,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。
正因为这个原因,在五十年代初期,曾有多起“三民党”特务案,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。
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,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。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,他们还没有进京,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,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。
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,地里长出来的,掉的多了,特务们也就不来了。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,“总参三部”就从其中撤出了,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。
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,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。因为从治安角度,这也是极好的据点,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。
说白了,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。谁要上山来访,总要“旱地忽律”放了响箭才能上山。
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,全盛时期的梁山,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。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——“小尉迟”孙新,“母大虫”顾大嫂。西山酒店——“菜园子”张青,“母夜叉”孙二娘。南山酒店——“旱地忽律”朱贵,“鬼脸儿”杜兴。北山酒店——“催命判官”李立,“活闪婆”王定六。
从本质上说,这些人经营的,实际上就是梁山的外围情报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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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在一个小时之后,额外捞了个热水澡洗的洪衍武,就重新出现在了陈力泉的面前。他也在第一时间,把自己和高副所长刚在大院澡堂里达成的条件,告诉了这位挚友。
首先,对于洪衍武户口调京这件事,高副所长很痛快地先答应下来。他说自己有转业的战友在公安局五处,几天之内就可以落实这件事。但是在经济补偿上,他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,确实有心无力。
原来,别看高副所长两口子加起来小二百的月收入,比起一般家庭,条件算是优越的。可他们夫妻不是一个地方的人,老家还都在贫困地区。所以除了全家四口人生活以外,他们还要补贴夫妻俩各自的穷亲戚,不断招待从他们老家来京伸手求助的老乡。
这么一来,有挣得地方就有花的地方,高家的真实经济条件,也就是表面光。要想彻底满足洪衍武那一千元经济补偿要求,根本不现实。高副所长最大限度,也就只能凑出四百块来。而他自己的建议,是想给再洪衍武安排一份工作,虽然只能是临时工,却也是细水长流,每月多少总有些收入,就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了。
不过呢,其实作为洪衍武来说,他最早开出一千块的价码,本意是想凑够五千块,为的是把母亲的“翡翠扁方”保住。而现在既然人家死活也凑不出来,他要那几百块钱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。那么同样的,根本就不缺小钱儿的他,对于高副所长介绍的那份临时工作也就更没有什么兴趣。
所以他想了想,便又询问高副所长有没有能力办“转插”,他说自己二哥洪衍文在雁北地区插队,要是能办回京郊来,经济补偿他就不要了。
这对经济负担颇重的高副所长自然是件好事,而且事有凑巧,高鸣母亲一个同事的哥哥就在大(兴)县革委会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工作。据高副所长自己估计,求这个人办直接回城这种大事或许够呛,但“转插”属于曲线救国的办法,政策阻力比较小,问题还不大。于是也就张口应承下来。
就这样,洪衍武的两个条件都确定了下来。而他为此对高副所长做出的承诺,就是一旦当这两件事落实下来之后,他会马上把胶卷奉上,并且保证永远不会有一张照片泄露外流。
对这一点,高副所长即使不敢全然相信,可败军之将无以言勇,目前他也确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。
听完这些话,陈力泉在安心的同时也极为兴奋,他一边和洪衍武抽着烟往家走着,一边愉快的祝贺。
“小武,这下好了。你的户口一回来,你待在京城可就彻底踏实了,咱俩也就不用再分开了。而且你二哥托了你的福,很快也能回家了,你爸妈要知道一准儿高兴。这高副所长人痛快啊,没想到人还不错。”
“哼!”洪衍武的回应却是狠狠冷笑一声,“泉子,要是你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,你要是知道我今天差点就被那老小子算计了,恐怕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人不错?那就是只笑面虎,是个绝对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!”
很快,听着洪衍武又开始讲述今天交锋全过程,陈力泉也不由被其中的险象环生惊到了。他听到最后的时候,笑容已然彻底收敛。忍不住又说,“他既然这么毒,那你还跟他谈个屁呀?要我看,他答应你的也根本就不可信。万一再琢磨什么招儿害你呢?倒不如咱们直接把照片给他曝光出去,直接毁了他们丫完了。”
“不,还正因为他们不是省油的灯,我才不能这么干。说真的,我这次能转危为安,几乎就是一种侥幸。你仔细想想,高副所长用的是什么招?监听!录音!这些设备那可是挺稀罕的东西,咱们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几回,那得是什么样的国家部门才能有这种资源啊!再说,这些东西的用途,又应该是对付什么人用的?反正不管怎么说,高副所长是什么人,虽然我现在还琢磨不透,但我也能肯定,他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军队后勤干部,如果处理不好,这就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坎儿……”
“啊,那他不是比公安更厉害吗?要照你这么说,也太危险了!这可怎么是好?他要是再报复你又该怎么办呢……”
“泉子,你也不用过于担心。我说过,要想不出事,行动中的每一个步骤,就要考虑到后果的安全性。虽然现在出了点没想到的情况,可大体还在我的掌控下。应该说,我目前只是在不痛不痒和狗急跳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,尽管狠狠地“榔”了他一下,可只要这件事最后我能信守承诺,他也只有心惊肉跳还不敢急,是不会跟我没完没了的。”
“因为第一,我的两个要求不算苛求。虽然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了不得的大事,可凭高副所长的能力并不难实现。第二,说白了,我才真是个光脚的。一个早就尝惯了权力甜头的营级干部。虽然一方面,他不把草头百姓放在眼里,认为自己高高在上。可另一方面,他也色厉内荏,惜命无常。通过今天这件事,他应该很清楚我也不是善茬。真要是想报复我,逼得我没了活路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,接着跟他死磕,他也没个好。”
“你可要知道,别说我还捏着高鸣、高放的命。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,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。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,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,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?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‘罪行’。真要闹翻了,就‘公器私用’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。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,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,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,变得支离破碎,变得名誉扫地,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,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!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?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,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?他会这么干吗?根本犯不着。要论破罐破摔,他们永远不划算!”
洪衍武说到此时,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,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。
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,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,之后便久久无语……
要说洪衍武的分析,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。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,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,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高鸣的父亲,名叫高作礼,1932年生人,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,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。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,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,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,不但迅速入了党,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,还得了一个“万金油”的称号。
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,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“总参三部”(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,又称总参三部,正军级单位。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。它与国家安全部,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)将军的法眼。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,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,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。
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,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,还屡屡建功,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,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,也算是一种异数了。
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?
原来,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,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,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“总参三部”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。
最初,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。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,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。
高层领导认为,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,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,说话做事不太小心,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。往往在住店,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。
正因为这个原因,在五十年代初期,曾有多起“三民党”特务案,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。
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,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。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,他们还没有进京,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,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。
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,地里长出来的,掉的多了,特务们也就不来了。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,“总参三部”就从其中撤出了,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。
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,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。因为从治安角度,这也是极好的据点,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。
说白了,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。谁要上山来访,总要“旱地忽律”放了响箭才能上山。
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,全盛时期的梁山,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。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——“小尉迟”孙新,“母大虫”顾大嫂。西山酒店——“菜园子”张青,“母夜叉”孙二娘。南山酒店——“旱地忽律”朱贵,“鬼脸儿”杜兴。北山酒店——“催命判官”李立,“活闪婆”王定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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