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九十七章 人情似酒
在几个兄弟“车轮战”的关照下,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
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,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。
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,深入到了市井之中。
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。
这不,才不过端午节后,俩星期下来,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。
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,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、喝的酒、吃的东西,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。
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。
也恢复了用“假招子”、“蹭愣子”、“悄没声儿”这样地道的京城话,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。
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,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。
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。
就比如扣过来的“覆”,还有的“”,以及回的“”。
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,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“复”,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。
如果按汉字构成,完全解释不通,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,与传统文化的断裂。
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,坦然接受这样的“白字”。
谈起这件事,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。
二就是“儿”化音怎么用,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。
特别是在地名儿上。
比如过去都叫“钓鱼台儿”,现在京城却只说“钓鱼台”。
过去的“琉璃厂”,现在却都叫成了“琉璃厂儿”。
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往往他被人一笑,就会坚持己见,与人抬起杠来。
有意思的是,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,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,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。
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,却在偶然闲聊间,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。
王蕴琳首先肯定,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。
她的理由是,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,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。
让人学起来方便,便于识字率的普及,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。
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,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。
至于副作用也有,但无需过虑。
因为术业有专攻,一般人掌握的程度,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。
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。
那既然如此,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,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。
别忘了,哪怕是古人,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。
不考功名的人,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“子曰”。
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,儿化音的应用。
王蕴琳认为,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,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。
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,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。
大体上来说,是以“官家”与“民家”来做区分的。
就比如“琉璃厂”、“台基厂”、“黑窑厂”等。
因明清时都属工部“五大厂”之故,沾了官气,这些地名都不儿化。
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“厂甸儿”就必须儿化了。
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,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。
“法华寺”、“报国寺”、“天坛”都不带“儿”。
但不在正神之列的“黄寺儿”、“黑寺儿”反之。
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。
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,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。
比如“钓鱼台儿”在旧京这么叫,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。
而如今又读正音,其实因政府盖了“钓鱼台国宾馆”,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。
“琉璃厂儿”等同此理。
今日既非旧朝,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,那么加“儿”也就很自然了。
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,“半步桥儿”已经没有桥了,而“花市”仍旧有市。
“十里河儿”已然没了河,而“六郎庄”的确还有庄。
当然,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,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。
但从逻辑上讲,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。
所以说到底,洪衍亢没错,旁人也没错。
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。
而且无论怎样,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。
因为无论语言、文字还是民俗,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,有群众基础才行。
说白了,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,少数人是错的。
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,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。
于是接下来,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,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。
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,时光倏忽而去。
谁要是活得累,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,而是因为计较的多。
只有对自己从容,对身边人宽容,对很多事情包容,这样才能活的开心。
否则,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,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这番见地,让洪衍亢由衷拜服。
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,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、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,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
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,实是他莫大遗憾。
否则如今的他,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,走的路也会更踏实。
就是这样,王蕴琳本是随意闲聊的一番话,却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对洪衍亢发生了效果。
此后,他确实活得更轻松自在了,对京城也越来越爱。
尽管在京城买桃子,必须要自己带着袋子去买,还不许挑,净给拿些坏的。
尽管京城出租司机牛大了,天天摆出一副大爷样儿,只有见了外汇券才肯劳动大驾。
尽管京城的饭馆如今已经全乱套了,什么川菜、鲁菜、湘菜都混在一起胡卖。
尽管京城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崇洋媚外,连生日都不过阴历,改过阳历的了。
尽管他对家门口最熟悉的劝业场和广德戏园都没了,不办了。
可对这一切,洪衍亢统统能看开了。
他明白了这些乱象都是时代因果的产物,无法抗拒,只能顺应,
而只要京城还有浓郁的人情味儿、礼貌和客气在。
这个城市就是皮变骨不变,仍是值得他深深眷恋的那一方热土。
京城就应该像洪家办的“大酒缸”似的。
别看挂着红葫芦的酒幌子,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,店堂也不宽,粗桌子硬板凳。
酒,不过是最廉价的二锅头。菜,不过是猪耳朵、花生豆。
简单,随意,价格不高,块儿八毛的就可以喝的酒酣耳热,这样的买卖绝对赚不了大钱。
但无论是年轻人,还是老年人,却以此为歇脚的树荫,归航的港湾。
夏天要到这里落落汗,冬天要到这儿来暖暖身子。
无论相识的老酒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,三杯酒下肚,就成了老朋友。
洪衍亢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洪衍武去“红葫芦”喝酒,就恰逢对面一个老人遇到烦心事。当时只见老人不住喟然长叹,老泪蒙蒙,独坐喝着闷酒。
这不寻常的景象很快引得酒客们纷纷相询,方知老人是和家人吵架。
伤心之余,才会跑到这里以酒浇心。
结果大家齐力相劝,纷纷开解。
当话语和酒一起下肚,老人的心情也就转阴为晴,渐渐开朗。
走的时候对众人抱拳称谢不已。
而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心情愉悦,感受到了小酒馆独具的人生况味,如醇香老酒一样的人情。
这就是京城的里子,是让洪衍亢所迷恋的京城味道。
他觉得,哪怕走遍世界各地的酒吧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。
因此,在京城的亲人们不断对他说着,“回来好,这儿到底是老家。京城再不好,可有人情。你要能不走,就别走了。”
他还真的动心了。
至少,是希望能在这儿能恢复祖业。
既对亲人们有个交代,也让自己从此有个念想,能感到自己还是和京城拴在一起。
而且在香港这么多年,他都是靠着自己苦苦支撑着家业。
到了这边儿,他也真愿意体会一下,打虎亲兄弟的省心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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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,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。
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,深入到了市井之中。
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。
这不,才不过端午节后,俩星期下来,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。
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,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、喝的酒、吃的东西,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。
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。
也恢复了用“假招子”、“蹭愣子”、“悄没声儿”这样地道的京城话,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。
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,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。
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。
就比如扣过来的“覆”,还有的“”,以及回的“”。
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,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“复”,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。
如果按汉字构成,完全解释不通,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,与传统文化的断裂。
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,坦然接受这样的“白字”。
谈起这件事,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。
二就是“儿”化音怎么用,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。
特别是在地名儿上。
比如过去都叫“钓鱼台儿”,现在京城却只说“钓鱼台”。
过去的“琉璃厂”,现在却都叫成了“琉璃厂儿”。
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往往他被人一笑,就会坚持己见,与人抬起杠来。
有意思的是,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,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,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。
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,却在偶然闲聊间,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。
王蕴琳首先肯定,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。
她的理由是,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,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。
让人学起来方便,便于识字率的普及,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。
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,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。
至于副作用也有,但无需过虑。
因为术业有专攻,一般人掌握的程度,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。
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。
那既然如此,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,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。
别忘了,哪怕是古人,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。
不考功名的人,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“子曰”。
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,儿化音的应用。
王蕴琳认为,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,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。
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,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。
大体上来说,是以“官家”与“民家”来做区分的。
就比如“琉璃厂”、“台基厂”、“黑窑厂”等。
因明清时都属工部“五大厂”之故,沾了官气,这些地名都不儿化。
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“厂甸儿”就必须儿化了。
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,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。
“法华寺”、“报国寺”、“天坛”都不带“儿”。
但不在正神之列的“黄寺儿”、“黑寺儿”反之。
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。
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,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。
比如“钓鱼台儿”在旧京这么叫,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。
而如今又读正音,其实因政府盖了“钓鱼台国宾馆”,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。
“琉璃厂儿”等同此理。
今日既非旧朝,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,那么加“儿”也就很自然了。
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,“半步桥儿”已经没有桥了,而“花市”仍旧有市。
“十里河儿”已然没了河,而“六郎庄”的确还有庄。
当然,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,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。
但从逻辑上讲,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。
所以说到底,洪衍亢没错,旁人也没错。
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。
而且无论怎样,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。
因为无论语言、文字还是民俗,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,有群众基础才行。
说白了,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,少数人是错的。
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,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。
于是接下来,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,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。
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,时光倏忽而去。
谁要是活得累,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,而是因为计较的多。
只有对自己从容,对身边人宽容,对很多事情包容,这样才能活的开心。
否则,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,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这番见地,让洪衍亢由衷拜服。
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,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、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,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
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,实是他莫大遗憾。
否则如今的他,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,走的路也会更踏实。
就是这样,王蕴琳本是随意闲聊的一番话,却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对洪衍亢发生了效果。
此后,他确实活得更轻松自在了,对京城也越来越爱。
尽管在京城买桃子,必须要自己带着袋子去买,还不许挑,净给拿些坏的。
尽管京城出租司机牛大了,天天摆出一副大爷样儿,只有见了外汇券才肯劳动大驾。
尽管京城的饭馆如今已经全乱套了,什么川菜、鲁菜、湘菜都混在一起胡卖。
尽管京城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崇洋媚外,连生日都不过阴历,改过阳历的了。
尽管他对家门口最熟悉的劝业场和广德戏园都没了,不办了。
可对这一切,洪衍亢统统能看开了。
他明白了这些乱象都是时代因果的产物,无法抗拒,只能顺应,
而只要京城还有浓郁的人情味儿、礼貌和客气在。
这个城市就是皮变骨不变,仍是值得他深深眷恋的那一方热土。
京城就应该像洪家办的“大酒缸”似的。
别看挂着红葫芦的酒幌子,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,店堂也不宽,粗桌子硬板凳。
酒,不过是最廉价的二锅头。菜,不过是猪耳朵、花生豆。
简单,随意,价格不高,块儿八毛的就可以喝的酒酣耳热,这样的买卖绝对赚不了大钱。
但无论是年轻人,还是老年人,却以此为歇脚的树荫,归航的港湾。
夏天要到这里落落汗,冬天要到这儿来暖暖身子。
无论相识的老酒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,三杯酒下肚,就成了老朋友。
洪衍亢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洪衍武去“红葫芦”喝酒,就恰逢对面一个老人遇到烦心事。当时只见老人不住喟然长叹,老泪蒙蒙,独坐喝着闷酒。
这不寻常的景象很快引得酒客们纷纷相询,方知老人是和家人吵架。
伤心之余,才会跑到这里以酒浇心。
结果大家齐力相劝,纷纷开解。
当话语和酒一起下肚,老人的心情也就转阴为晴,渐渐开朗。
走的时候对众人抱拳称谢不已。
而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心情愉悦,感受到了小酒馆独具的人生况味,如醇香老酒一样的人情。
这就是京城的里子,是让洪衍亢所迷恋的京城味道。
他觉得,哪怕走遍世界各地的酒吧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。
因此,在京城的亲人们不断对他说着,“回来好,这儿到底是老家。京城再不好,可有人情。你要能不走,就别走了。”
他还真的动心了。
至少,是希望能在这儿能恢复祖业。
既对亲人们有个交代,也让自己从此有个念想,能感到自己还是和京城拴在一起。
而且在香港这么多年,他都是靠着自己苦苦支撑着家业。
到了这边儿,他也真愿意体会一下,打虎亲兄弟的省心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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