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六十一章 名士和狂士
林子轩站在甲板上,望着渐行渐远的上海。
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邮轮,由于有英国大使馆的关照,条件很不错,大家比较放松。
这次前来的都是上海出版领域的知名人物,平时在一个圈子里混,彼此熟识,互相闲聊,倒也不会寂寞,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以往大家在不同的书局做事,是竞争对手,此刻朝夕相见,攀谈起来才觉得志趣相投。
商务印书馆的领队是王云伍,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出版社,他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。
至于林子轩,虽然是万象书局的大老板,但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,早已脱离了出版行业的范畴,档次不同,找他聊天的人并不多。
他只是和徐至摩、郁达浮两人说着闲话。
徐至摩和郁达浮两人很有意思,他们都是浙江人,年岁相近,还在同一所中学上学。
1911年春,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。
郁达浮也考上了这所学堂,不过他觉得费用太高,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,第二学期开学后,他嫌嘉兴离家远,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。
两人有半年时间在一所学堂上学。
在杭州府中学堂,郁达浮对徐至摩的印象是:身体不高,脸面却是很长,头也生得特别大,戴着金边近视眼镜。平时不怎么用功,考试总是得第一。
实际上,以少年时显示的文学天赋来说,郁达浮一点都不比徐至摩差。
郁达浮上中学的时候,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。
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,只是地点不同。
郁达浮十七岁的时候,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,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,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获得官费生资格。
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。
当时北洋政府的留学政策规定,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。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。
后来,郁达浮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,学的是经济学,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时间。
徐至摩中学毕业后。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随后自费赴美国留学。
他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,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。
这正是和林子轩同学的那段时间。
1920年9月,徐至摩前往英国,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。后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,他在美英两国,待了整整四年。
有趣的是,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。
仔细想想,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专业不对口,或者说都改行了。
鲁讯留学的时候学医学,胡拾学的是哲学,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读海军技术,最后学习希腊语,算是外语人才。郭沫偌学习医学。
像是沈丛文和张痕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。
加上徐至摩和郁达浮,这些人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文学,也没有人教过他们该如何写作,但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,成为了文学大家。
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,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,才能做好。
什么是文学天赋?
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《银灰色的死》在国内报纸发表,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《沉沦》,比鲁讯的小说集《呐喊》还要早一年。
在新文学领域。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。
到了1927年,他都准备出版《达夫全集》了。
当然,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,不过林子轩是作弊。他可是真才实学。
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,就算没有《再别康桥》,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。
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
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。
所以,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,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。
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。
比如,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,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。
然而,他们两人毕竟不同,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,新月社的成员,和创造社也有联系。
在新文学领域,按照文坛辈分来说,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,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,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。
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,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。
有一天,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,看到院子里有围棋,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。
徐至摩棋力较高,到了中盘,大势已定,他没有穷追猛打,反而借故离开。
这就是绅士风度,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。
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,不会使人难堪,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。
相比较而言,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。
“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,路过上海,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,见到郭、郁、成几位,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,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,尤以郁为最。”
“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,吃大碗的黄酒,一直吃到另一端,在大世界追野鸡,在堂子里打茶围,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。”
还有一次,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,找到梁时秋。
当面提出两点要求:一是访圆明园遗址,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,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。
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。
“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,报酬并不太薄,终日花天酒地,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,而提起笔来,辄拈酸叫苦,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,不得已才沦落似的。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。”
在中国古代的文坛,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,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,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。
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
徐至摩家境优渥,是大家族的公子哥,有成为名士的资本;郁达浮家道败落,难免愤世嫉俗,颓废彷徨,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。
其实,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,只要具有真性情,不虚伪,便可以结交。
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,在上海,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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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邮轮,由于有英国大使馆的关照,条件很不错,大家比较放松。
这次前来的都是上海出版领域的知名人物,平时在一个圈子里混,彼此熟识,互相闲聊,倒也不会寂寞,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以往大家在不同的书局做事,是竞争对手,此刻朝夕相见,攀谈起来才觉得志趣相投。
商务印书馆的领队是王云伍,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出版社,他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。
至于林子轩,虽然是万象书局的大老板,但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,早已脱离了出版行业的范畴,档次不同,找他聊天的人并不多。
他只是和徐至摩、郁达浮两人说着闲话。
徐至摩和郁达浮两人很有意思,他们都是浙江人,年岁相近,还在同一所中学上学。
1911年春,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。
郁达浮也考上了这所学堂,不过他觉得费用太高,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,第二学期开学后,他嫌嘉兴离家远,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。
两人有半年时间在一所学堂上学。
在杭州府中学堂,郁达浮对徐至摩的印象是:身体不高,脸面却是很长,头也生得特别大,戴着金边近视眼镜。平时不怎么用功,考试总是得第一。
实际上,以少年时显示的文学天赋来说,郁达浮一点都不比徐至摩差。
郁达浮上中学的时候,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。
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,只是地点不同。
郁达浮十七岁的时候,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,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,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获得官费生资格。
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。
当时北洋政府的留学政策规定,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。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。
后来,郁达浮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,学的是经济学,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时间。
徐至摩中学毕业后。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随后自费赴美国留学。
他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,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。
这正是和林子轩同学的那段时间。
1920年9月,徐至摩前往英国,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。后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,他在美英两国,待了整整四年。
有趣的是,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。
仔细想想,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专业不对口,或者说都改行了。
鲁讯留学的时候学医学,胡拾学的是哲学,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读海军技术,最后学习希腊语,算是外语人才。郭沫偌学习医学。
像是沈丛文和张痕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。
加上徐至摩和郁达浮,这些人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文学,也没有人教过他们该如何写作,但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,成为了文学大家。
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,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,才能做好。
什么是文学天赋?
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《银灰色的死》在国内报纸发表,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《沉沦》,比鲁讯的小说集《呐喊》还要早一年。
在新文学领域。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。
到了1927年,他都准备出版《达夫全集》了。
当然,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,不过林子轩是作弊。他可是真才实学。
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,就算没有《再别康桥》,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。
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
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。
所以,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,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。
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。
比如,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,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。
然而,他们两人毕竟不同,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,新月社的成员,和创造社也有联系。
在新文学领域,按照文坛辈分来说,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,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,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。
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,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。
有一天,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,看到院子里有围棋,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。
徐至摩棋力较高,到了中盘,大势已定,他没有穷追猛打,反而借故离开。
这就是绅士风度,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。
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,不会使人难堪,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。
相比较而言,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。
“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,路过上海,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,见到郭、郁、成几位,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,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,尤以郁为最。”
“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,吃大碗的黄酒,一直吃到另一端,在大世界追野鸡,在堂子里打茶围,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。”
还有一次,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,找到梁时秋。
当面提出两点要求:一是访圆明园遗址,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,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。
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。
“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,报酬并不太薄,终日花天酒地,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,而提起笔来,辄拈酸叫苦,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,不得已才沦落似的。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。”
在中国古代的文坛,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,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,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。
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
徐至摩家境优渥,是大家族的公子哥,有成为名士的资本;郁达浮家道败落,难免愤世嫉俗,颓废彷徨,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。
其实,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,只要具有真性情,不虚伪,便可以结交。
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,在上海,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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