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零二章 家事国事天下事
1926年1月1日,林子轩在上海华界南市九亩地举行了一场全国国语宣传大会。
参与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教育界人士,还有不少的媒体记者。
说实话,在国语的推广上南方和北方的态度并不相同,南方人较为排斥,毕竟国语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。
江浙一带的人更习惯使用南方方言,也就是所说的吴侬软语,又称为江东话。
虽然报纸上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,但上海市民并不怎么买账。
好在这次大会只是做做样子,重点还是接下来在学校里的推广普及,国语教育不是要消灭方言,而是一种更为通用的交流方式。
即便在后世,普通话推行了那么多年,方言依旧顽强的存活着。
林子轩用国语讲了使用国语的好处,还说了西方社会有关通天塔的故事。
古时候,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,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,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,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,计划因此失败,人类自此各散东西。
这个故事表明使用相同的语言,就能轻易的沟通,消除误会和隔阂,齐心协力的做事。
他在演讲的时候用的是国语,但下来之后用的还是上海方言。
没办法,上海人大多是从江苏和浙江两地迁居而来,平时说话用的就是方言。
林子轩讲完话,轮到教育界代表讲话,接着是学生代表讲话,还有媒体代表讲话……
仅仅一个宣传大会就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,随后还要陪着教育界的学者们吃饭,畅聊一番,这个元旦就这么过去了。
有些人喜欢在台上被人注视的感觉,林子轩不在此列。
他察觉到自从回来后交际应酬变多了,以前不会邀请他的社会团体也对他发出了邀请。
不局限于文化界,还有政界和金融界。教育界和科技界等等,让他不堪其扰。
这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提升了,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,有些聚会甚至以能请到他出席为荣。这就是名气越大,应酬越多。
回到家里,有点头晕的林子轩坐在沙发上,冯程程给他端了杯茶,两人随意的闲聊着。
近日上海开始流行天花。尤其是儿童最容易传染。
华界和租界的医院里已经有了死亡的病例,当局发布了通告,让市民尽量不要和天花患者接触,患病者要及时就医。
天花在这个时代死亡率很高,属于极为严重的传染病。
林子轩知道后世有天花疫苗,也知道这个时代通过种痘可以预防,然而在中国真正通过种痘预防天花的儿童非常少。
一旦被传染,以现在的医疗水平,生命堪忧。
他只能让家人尽量减少外出,特别是林智健小朋友。更是重点保护的对象。
最近冯敬尧春风得意,他本来就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,如今公董局的法国人正在讨论加大华人董事在法租界的权利。
以后冯敬尧可以参加公董局的董事会,对法租界的管理和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法国人用的是用华人管理华人的法子,他们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。
甚至有法国董事提议让林子轩进入公董局,想要利用林子轩在上海的声望平息突发事件。
林子轩对此兴趣不大,他不想过多的参与政治活动。
还有一件事来自林子轩的三叔,那位在天津政府任职的林伯仁,这位三叔对做官极为痴迷,可以说是官迷。
所谓学成文武艺。货与帝王家,中国有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,以做官为尊贵。
这不是通过一场辛亥大革命就能消除的,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。
林伯仁敏锐的察觉到局势不对头。广东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迟早会有一战,而且这一战很快就会到来。
作为一名官员,投向那一边就成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。
按道理讲,北洋政府不可能失败,广东国民政府只有不到30万兵力,而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兵力超过百万。差距太过悬殊。
作为一名投机主义者,林伯仁觉得什么都不做不太保险,心里不安稳。
他准备把儿子送入黄埔军校学习,如果广东国民政府胜利了,也有一个安全保障。
这需要林子轩来疏通关系,林伯仁知道林子轩和广东那边的人关系不错。
对于林子轩来说,这只是举手之劳,不过他在犹豫,林家的这一代要不要进入政界,他是站在全族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。
以后的林家是一心走商业之路,还是商业和政界相结合。
未来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,一旦走错路,站错队,整个家族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。
如果只有林子轩一个人,或者是一家子,他绝不会沾染政治,然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,追求也不同。
这件事他和冯程程说过,要不然就把三叔的儿子送到国外念书算了。
冯程程以为不要这么武断,以林家在江苏和上海的关系网,还有林子轩的名声,想要彻底摆脱政治因素并不现实。
林子轩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,不能因为自己厌恶政治,就拦住别人的前途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,随他们去吧!
他给宋子闻发了电报,把堂弟介绍了过去,至于将来的前途如何,就看他自己的努力了。
宋子闻则催促林子轩尽快到苏联一行。
自从苏联发出邀请后,还真有人到苏联参观,回来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。
但批评的声音变小了,更多的是对苏联的感叹。
认为这个国家在发生着某种大变革,和死气沉沉的中国相比较,苏联正在做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,或许中国也需要如此,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。
这和徐至摩的想法并没有矛盾。
徐至摩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苏联,觉得苏联充满了压抑的氛围。
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苏联,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,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。
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。
林子轩明白这个道理,他只是还没想清楚自己应该用那种角度来看待苏联,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?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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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教育界人士,还有不少的媒体记者。
说实话,在国语的推广上南方和北方的态度并不相同,南方人较为排斥,毕竟国语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。
江浙一带的人更习惯使用南方方言,也就是所说的吴侬软语,又称为江东话。
虽然报纸上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,但上海市民并不怎么买账。
好在这次大会只是做做样子,重点还是接下来在学校里的推广普及,国语教育不是要消灭方言,而是一种更为通用的交流方式。
即便在后世,普通话推行了那么多年,方言依旧顽强的存活着。
林子轩用国语讲了使用国语的好处,还说了西方社会有关通天塔的故事。
古时候,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,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,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,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,计划因此失败,人类自此各散东西。
这个故事表明使用相同的语言,就能轻易的沟通,消除误会和隔阂,齐心协力的做事。
他在演讲的时候用的是国语,但下来之后用的还是上海方言。
没办法,上海人大多是从江苏和浙江两地迁居而来,平时说话用的就是方言。
林子轩讲完话,轮到教育界代表讲话,接着是学生代表讲话,还有媒体代表讲话……
仅仅一个宣传大会就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,随后还要陪着教育界的学者们吃饭,畅聊一番,这个元旦就这么过去了。
有些人喜欢在台上被人注视的感觉,林子轩不在此列。
他察觉到自从回来后交际应酬变多了,以前不会邀请他的社会团体也对他发出了邀请。
不局限于文化界,还有政界和金融界。教育界和科技界等等,让他不堪其扰。
这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提升了,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,有些聚会甚至以能请到他出席为荣。这就是名气越大,应酬越多。
回到家里,有点头晕的林子轩坐在沙发上,冯程程给他端了杯茶,两人随意的闲聊着。
近日上海开始流行天花。尤其是儿童最容易传染。
华界和租界的医院里已经有了死亡的病例,当局发布了通告,让市民尽量不要和天花患者接触,患病者要及时就医。
天花在这个时代死亡率很高,属于极为严重的传染病。
林子轩知道后世有天花疫苗,也知道这个时代通过种痘可以预防,然而在中国真正通过种痘预防天花的儿童非常少。
一旦被传染,以现在的医疗水平,生命堪忧。
他只能让家人尽量减少外出,特别是林智健小朋友。更是重点保护的对象。
最近冯敬尧春风得意,他本来就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,如今公董局的法国人正在讨论加大华人董事在法租界的权利。
以后冯敬尧可以参加公董局的董事会,对法租界的管理和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法国人用的是用华人管理华人的法子,他们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。
甚至有法国董事提议让林子轩进入公董局,想要利用林子轩在上海的声望平息突发事件。
林子轩对此兴趣不大,他不想过多的参与政治活动。
还有一件事来自林子轩的三叔,那位在天津政府任职的林伯仁,这位三叔对做官极为痴迷,可以说是官迷。
所谓学成文武艺。货与帝王家,中国有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,以做官为尊贵。
这不是通过一场辛亥大革命就能消除的,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。
林伯仁敏锐的察觉到局势不对头。广东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迟早会有一战,而且这一战很快就会到来。
作为一名官员,投向那一边就成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。
按道理讲,北洋政府不可能失败,广东国民政府只有不到30万兵力,而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兵力超过百万。差距太过悬殊。
作为一名投机主义者,林伯仁觉得什么都不做不太保险,心里不安稳。
他准备把儿子送入黄埔军校学习,如果广东国民政府胜利了,也有一个安全保障。
这需要林子轩来疏通关系,林伯仁知道林子轩和广东那边的人关系不错。
对于林子轩来说,这只是举手之劳,不过他在犹豫,林家的这一代要不要进入政界,他是站在全族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。
以后的林家是一心走商业之路,还是商业和政界相结合。
未来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,一旦走错路,站错队,整个家族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。
如果只有林子轩一个人,或者是一家子,他绝不会沾染政治,然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,追求也不同。
这件事他和冯程程说过,要不然就把三叔的儿子送到国外念书算了。
冯程程以为不要这么武断,以林家在江苏和上海的关系网,还有林子轩的名声,想要彻底摆脱政治因素并不现实。
林子轩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,不能因为自己厌恶政治,就拦住别人的前途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,随他们去吧!
他给宋子闻发了电报,把堂弟介绍了过去,至于将来的前途如何,就看他自己的努力了。
宋子闻则催促林子轩尽快到苏联一行。
自从苏联发出邀请后,还真有人到苏联参观,回来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。
但批评的声音变小了,更多的是对苏联的感叹。
认为这个国家在发生着某种大变革,和死气沉沉的中国相比较,苏联正在做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,或许中国也需要如此,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。
这和徐至摩的想法并没有矛盾。
徐至摩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待苏联,觉得苏联充满了压抑的氛围。
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苏联,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,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。
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。
林子轩明白这个道理,他只是还没想清楚自己应该用那种角度来看待苏联,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?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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