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个都不宽恕
1924年4月27日,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。
之所以选择这一天,是因为这天是周日,鲁讯在教育部任职,每周只有一天休息。
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,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。
1882年,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,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。
1906年,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,到了1911年,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。
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,不值什么钱,主要是个心意。
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,后来想想,还是算了。
一来有显摆的嫌疑,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,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,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。
鲁讯是浙江绍兴人,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,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。
说实话,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,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,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。
在民国时期的文坛,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。
郭沫偌说过一句话:“当然,鲁讯除了自己,什么人不骂。”
鲁讯和胡拾不同,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,就算对你有意见,也会放在心里,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。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
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。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。
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,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,说是学生并不为过,这也是基本的礼仪。
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,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。
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,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,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。
他对胡拾提倡的“整理国故”持有保留意见。
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。鲁讯显得有些顾虑。
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,不很成熟,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,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。
“你懂得西方文学,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,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,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,稚嫩的很,贸然拿出去。反而给人看轻。”鲁讯如此说道。
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。
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,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,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,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。
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,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。
因为在这一天,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。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。并游览了御花园。
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。
他在一篇《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?》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“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”,只是和清帝溥义、法源寺的和尚、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……
“他是一个什么东西!”
还说“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,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,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……”
其实,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,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。
在后世,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,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,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。
但林子轩没有去。
前一年,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。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,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,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。
下午的时候,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《呐喊》翻译的人,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。
林羽堂是福建人,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。
读了一年,助学金被停发了,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,后来到了德国,先在耶拿大学攻读。
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,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,19年获得博士学位。
同年回国,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
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,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,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,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。
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。
他曾说过:“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,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,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。”
他还认定,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,“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”。
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,反正是鲁讯的介绍,谁翻译都可以,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。
在这个时代,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,大家都是进行协商,然后按照合同办事。
对于翻译者的费用,一般来说分为两种。
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,一次性付清,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。
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,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,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,如果书籍卖不出去,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。
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,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。
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,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,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,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。
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,读的是文学,对西方的《版权法》有所了解。
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,而是选择版税。
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,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,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,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,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。
虽然两人都姓林,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。
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。
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,这毕竟是正当要求,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。
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,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,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。
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,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。
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,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。
在鲁讯去世前,曾留下一段话,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。
“只还记得在发热时,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,往往有一种仪式,是请别人宽恕,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,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决定的是:让他们怨恨去,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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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选择这一天,是因为这天是周日,鲁讯在教育部任职,每周只有一天休息。
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,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。
1882年,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,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。
1906年,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,到了1911年,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。
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,不值什么钱,主要是个心意。
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,后来想想,还是算了。
一来有显摆的嫌疑,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,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,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。
鲁讯是浙江绍兴人,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,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。
说实话,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,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,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。
在民国时期的文坛,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。
郭沫偌说过一句话:“当然,鲁讯除了自己,什么人不骂。”
鲁讯和胡拾不同,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,就算对你有意见,也会放在心里,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。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
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。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。
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,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,说是学生并不为过,这也是基本的礼仪。
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,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。
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,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,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。
他对胡拾提倡的“整理国故”持有保留意见。
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。鲁讯显得有些顾虑。
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,不很成熟,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,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。
“你懂得西方文学,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,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,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,稚嫩的很,贸然拿出去。反而给人看轻。”鲁讯如此说道。
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。
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,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,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,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。
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,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。
因为在这一天,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。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。并游览了御花园。
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。
他在一篇《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?》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“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”,只是和清帝溥义、法源寺的和尚、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……
“他是一个什么东西!”
还说“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,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,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……”
其实,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,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。
在后世,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,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,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。
但林子轩没有去。
前一年,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。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,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,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。
下午的时候,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《呐喊》翻译的人,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。
林羽堂是福建人,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。
读了一年,助学金被停发了,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,后来到了德国,先在耶拿大学攻读。
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,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,19年获得博士学位。
同年回国,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
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,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,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,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。
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。
他曾说过:“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,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,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。”
他还认定,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,“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”。
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,反正是鲁讯的介绍,谁翻译都可以,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。
在这个时代,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,大家都是进行协商,然后按照合同办事。
对于翻译者的费用,一般来说分为两种。
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,一次性付清,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。
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,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,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,如果书籍卖不出去,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。
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,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。
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,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,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,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。
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,读的是文学,对西方的《版权法》有所了解。
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,而是选择版税。
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,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,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,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,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。
虽然两人都姓林,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。
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。
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,这毕竟是正当要求,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。
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,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,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。
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,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。
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,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。
在鲁讯去世前,曾留下一段话,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。
“只还记得在发热时,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,往往有一种仪式,是请别人宽恕,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,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决定的是:让他们怨恨去,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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