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五章 泰戈尔与新文学
林子轩看得出,梁启朝和胡拾他们对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非常重视。
这是一个“崇洋媚外”的时代,当然,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的不大一样。
当外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时,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,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。
中国的近邻日本,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,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,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,从而变得强大。
于是,有人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策略。
在这种思想下,一代代的中国人前往欧美等国留学,学习技术,学习文化,期望能够改造社会,振兴国家。
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推崇备至。
新文化的开端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,德先生指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,赛先生指的是数学和科学。
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,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。
所以说,这是一个“崇洋媚外”的时代,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都是好了,只要中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治理国家,就一定能强盛起来。
从后世的眼光看,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,否则后世也不会对外开放了,但过于偏颇了。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。
他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,他在欧美等国受到追捧,当中国的学者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,有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这让中国的学者既羡慕又好奇,想知道这位诗人是怎么做到的。
从这里也能知道为什么林子轩的小说在美国受到追捧,会让他在国内的名气直追鲁讯和胡拾了,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。
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,一直有着文化往来。
印度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,和中国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。在这种相同的境遇下,中国学者希望能从泰戈尔这里得到些什么。
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,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
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。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。
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,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,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,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。
不可否认,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。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,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。
也就是梵我合一。
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,信奉神灵,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。
泰戈尔以神或“梵”为一方,称之为“无限”,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,称之为“有限”。
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,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,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。
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:他把重点放在“人”上面,主张人固然需要神。神也需要人,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。
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,以及这种“神学”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。
胡拾正在提倡“整理国故”,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。
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“整理国故”大加批判,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,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,不时讽刺两句。
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,分裂就在眼前。
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,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,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。
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。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?
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。
从后世来看,客观的说,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,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。
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。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,第一站肯定是上海,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。
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,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,身份比较合适。
林子轩答应下来,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。至少在礼节上要尊重对方。
这场晚饭用的时间比较长,聊的比较兴起,喝的有点多,大家都有些微醉,自然不可能再去看夜潮,万一掉进钱塘江就麻烦了。
所以,胡拾和曹诚映一起离开,其他人也各自或者回家,或者找朋友。
徐至摩是本地人,他的父亲是位实业家,徐氏世代经商,早年继承祖业,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,1897年与人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――裕通钱庄。
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,还创立了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发电厂,开办捷利电话股份有限公司,经营市内电话,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。
按照后世的说法,徐至摩绝对是富二代了,这也养成了他公子哥的性子。
徐家在杭州有生意,他便安排从上海来的林子轩和汪精为住宿。
他在家里待的烦闷,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出来,暂时不打算回家了,过两天还要和林子轩一起到上海,请林子轩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。
这种喜好交游的名士派头他这辈子是改不了了。
汪精为留下来一个是为了游玩,一个是为了和林子轩打好关系。
说起来他也是文人,他是搞宣传的,创办过报纸和杂志,担任过主编,笔杆子非常厉害。
1915年《小说海》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为署名季新的文章,题目是《红楼梦新评》,从此红学中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解读就有了一个“家庭感化说”。
他和林子轩不仅聊新诗和旧诗,连《红楼梦》也能说的头头是道。
如果不是林子轩心中对他有了成见,或许会把他当成朋友也说不定,林子轩以自己不胜酒力为由婉拒了汪精为秉烛夜谈的邀请。
这让汪精为颇为遗憾,他特别欣赏林子轩下午的那首词。
第二日,徐至摩带着林子轩去俞桥看了枫叶,这是硖石的一处风景名胜。
出于礼貌,林子轩到徐家拜会了徐至摩的父亲,随后,徐至摩和家中交代一声,又返回杭州,与胡拾汇合,众人一起前往上海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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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“崇洋媚外”的时代,当然,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的不大一样。
当外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时,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,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。
中国的近邻日本,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,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,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,从而变得强大。
于是,有人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策略。
在这种思想下,一代代的中国人前往欧美等国留学,学习技术,学习文化,期望能够改造社会,振兴国家。
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推崇备至。
新文化的开端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,德先生指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,赛先生指的是数学和科学。
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,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。
所以说,这是一个“崇洋媚外”的时代,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都是好了,只要中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治理国家,就一定能强盛起来。
从后世的眼光看,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,否则后世也不会对外开放了,但过于偏颇了。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。
他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,他在欧美等国受到追捧,当中国的学者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,有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这让中国的学者既羡慕又好奇,想知道这位诗人是怎么做到的。
从这里也能知道为什么林子轩的小说在美国受到追捧,会让他在国内的名气直追鲁讯和胡拾了,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。
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,一直有着文化往来。
印度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,和中国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。在这种相同的境遇下,中国学者希望能从泰戈尔这里得到些什么。
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,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
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。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。
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,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,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,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。
不可否认,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。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,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。
也就是梵我合一。
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,信奉神灵,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。
泰戈尔以神或“梵”为一方,称之为“无限”,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,称之为“有限”。
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,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,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。
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:他把重点放在“人”上面,主张人固然需要神。神也需要人,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。
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,以及这种“神学”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。
胡拾正在提倡“整理国故”,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。
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“整理国故”大加批判,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,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,不时讽刺两句。
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,分裂就在眼前。
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,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,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。
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。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?
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。
从后世来看,客观的说,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,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。
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。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,第一站肯定是上海,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。
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,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,身份比较合适。
林子轩答应下来,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。至少在礼节上要尊重对方。
这场晚饭用的时间比较长,聊的比较兴起,喝的有点多,大家都有些微醉,自然不可能再去看夜潮,万一掉进钱塘江就麻烦了。
所以,胡拾和曹诚映一起离开,其他人也各自或者回家,或者找朋友。
徐至摩是本地人,他的父亲是位实业家,徐氏世代经商,早年继承祖业,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,1897年与人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――裕通钱庄。
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,还创立了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发电厂,开办捷利电话股份有限公司,经营市内电话,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。
按照后世的说法,徐至摩绝对是富二代了,这也养成了他公子哥的性子。
徐家在杭州有生意,他便安排从上海来的林子轩和汪精为住宿。
他在家里待的烦闷,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出来,暂时不打算回家了,过两天还要和林子轩一起到上海,请林子轩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。
这种喜好交游的名士派头他这辈子是改不了了。
汪精为留下来一个是为了游玩,一个是为了和林子轩打好关系。
说起来他也是文人,他是搞宣传的,创办过报纸和杂志,担任过主编,笔杆子非常厉害。
1915年《小说海》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为署名季新的文章,题目是《红楼梦新评》,从此红学中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解读就有了一个“家庭感化说”。
他和林子轩不仅聊新诗和旧诗,连《红楼梦》也能说的头头是道。
如果不是林子轩心中对他有了成见,或许会把他当成朋友也说不定,林子轩以自己不胜酒力为由婉拒了汪精为秉烛夜谈的邀请。
这让汪精为颇为遗憾,他特别欣赏林子轩下午的那首词。
第二日,徐至摩带着林子轩去俞桥看了枫叶,这是硖石的一处风景名胜。
出于礼貌,林子轩到徐家拜会了徐至摩的父亲,随后,徐至摩和家中交代一声,又返回杭州,与胡拾汇合,众人一起前往上海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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