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章、
中国修史的历史源远长,历朝历代都会进行史书的修撰,而史书由于很多情况下是当朝录当朝事,因此会受到当朝政治或统治者的干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。
实际上干涉史书可以上溯的历史很久远,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,《左传·齐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崔抒杀史官的事。由于史官对崔抒杀齐庄公之事秉笔直书,于是崔抒杀了他,此后这位史官的两个弟弟续写此事也被杀了,直到史官的第三个弟弟续写时,因为崔抒了解到这种事是瞒不住的,所以才放过他。
而被称为“史家之绝唱”的史记的编纂过程也是遭遇坎坷。《汉旧仪》记载:“司马迁作孝景本纪,极言景帝及武帝过,武帝怒而削去之”可知汉武帝曾削改史记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肃传》也有同样记载,王肃提及由于汉武帝删改史记到曹魏时期孝武本纪只有录而无书(2)。再根据后汉书可知史记在西汉多有亡没,至少有十篇有录无书。后来的完整版史记是后来人补记的(3)。由上可知史记在西汉时期有过被删改、亡没、补记的经历。正因为《史记》的这种坎坷遭遇,后世对于史记补记者也说法不一,张晏认为褚少孙补记了四篇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冯商续补《太史公》七篇,韦昭注云冯商“受诏续《太史公书》十余篇”,更有甚者刘知几认为续补《史记》的不只是褚,冯两家,而有十五家之多(4)。再后来到了东汉章帝刘炟时期下令对史记进行删改,这次删改把史记删减的只剩十万多字(5),可见删改幅度之大。
之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坚有观看起居注并烧毁的记载。符坚的母亲很早就守寡,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,史官将这些事如实记载,符坚收取居注观看,看到这些记录,大怒,将书焚毁,并且打算处置史官,只是因为当时史官已经去世,才没处置(6)。
而北魏时期的国史案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崔浩秉笔直书《国记》,尽述皇族(拓跋氏)的历史,详备而无所避讳,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。并刻在石碑上。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,引起了往来行人的议论。鲜卑贵族看到后,无不愤怒,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,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。拓跋焘知道后大怒,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,审查罪状。最后崔浩被诛杀,崔浩家族及其姻亲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皆被诛,秘书郎史以下百人也都被杀,牵连甚广(7)。
大概差不多时期,南朝的萧齐也有皇帝干涉史书的记载,由于萧世祖曾经是刘宋的臣子,于是命令史官把关于刘宋孝武帝、明帝的不利之事都为其隐讳,于是《宋书》多所省除(8)。
除了以上列举的删改史书杀史官的,还有一些朝代由于史料为当朝所作所以多有隐讳,比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一些史料提出了异议,由于三国志所载魏文帝甄后死因为被赐死,但是魏书却记为病亡。裴注认为,文帝不立甄氏,及加杀害,事有明审。魏书是为魏文帝隐讳,才崇饰虚文。并且裴松之认为魏史(曹魏方面的史书)为魏文帝隐恶,做的不到位,夸赞陈寿做三国志将隐语删除的行为(9),可知魏国史官作史时有所隐讳。
再如《周书·萧大圜传》曾提及滕王问萧大圜如何为皇帝作纪,滕王问如果隐讳则所记非实,如果直书是不是又不敬呢?萧大圜回答“这种说法不对,即便有隐讳,也不足为怪。并举东汉时汉明帝为《世祖纪》及汉章帝为《显宗纪》的例子说明,“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。讳国之恶,抑有礼也”(10)。由此可知史书隐讳之事是不少见的。
此外还有些朝代不允许私自修史,比如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,曾因修史而被下狱,当时由于班固的父亲去世了,班固认为父亲所续前史不详,于是打算接续父亲事业继续修史。结果被人告发给汉明帝,说班固私改作国史,于是班固被捕,家中的书都被收了。虽然最终班固得到了赦免且被任命修撰《世祖本纪》,汉明帝最后也允许他继续修史(11)。但是由这件事可以看出,当时若是私改作国史,就是大罪。此外隋朝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杜绝民间修史,曾经下诏:“人间有传集国史,臧否人物者,皆令禁绝”。
还有皇帝自己动手写史书的。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桓玄,史书记载:“玄在道自作《起居注》,叙其拒刘裕事,自谓算略无失,诸将违节度,以至于败。不暇谋议军事,惟诵述写传之。”虽然这属于篡位伪政权,但不去做谋议军事的正事,反而着急着自己为自己“诵述写传之”,也是受人讥讽的行为。
参考史料:
(1)《左传·齐襄公二十五年》:“大史书曰: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,二人。其弟又书,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,执简以往。闻既还。
(2)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肃传》:帝又问: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,内怀隐切,著《史记》非贬孝武,令人切齿。”对曰:“司马迁记事,不虚美,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,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《史记》,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,于是大怒,削而投之。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,遂下迁蚕室。此为隐切在孝武,而不在于史迁也。”
5)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:“后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。”
(6)《晋书·符坚载记》:初,坚母少寡,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,史官载之。至是,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,见其事,惭怒,乃焚其书,大检史官,将加其罪。著作郎赵泉、车敬等已死,乃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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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干涉史书可以上溯的历史很久远,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,《左传·齐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崔抒杀史官的事。由于史官对崔抒杀齐庄公之事秉笔直书,于是崔抒杀了他,此后这位史官的两个弟弟续写此事也被杀了,直到史官的第三个弟弟续写时,因为崔抒了解到这种事是瞒不住的,所以才放过他。
而被称为“史家之绝唱”的史记的编纂过程也是遭遇坎坷。《汉旧仪》记载:“司马迁作孝景本纪,极言景帝及武帝过,武帝怒而削去之”可知汉武帝曾削改史记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肃传》也有同样记载,王肃提及由于汉武帝删改史记到曹魏时期孝武本纪只有录而无书(2)。再根据后汉书可知史记在西汉多有亡没,至少有十篇有录无书。后来的完整版史记是后来人补记的(3)。由上可知史记在西汉时期有过被删改、亡没、补记的经历。正因为《史记》的这种坎坷遭遇,后世对于史记补记者也说法不一,张晏认为褚少孙补记了四篇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冯商续补《太史公》七篇,韦昭注云冯商“受诏续《太史公书》十余篇”,更有甚者刘知几认为续补《史记》的不只是褚,冯两家,而有十五家之多(4)。再后来到了东汉章帝刘炟时期下令对史记进行删改,这次删改把史记删减的只剩十万多字(5),可见删改幅度之大。
之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坚有观看起居注并烧毁的记载。符坚的母亲很早就守寡,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,史官将这些事如实记载,符坚收取居注观看,看到这些记录,大怒,将书焚毁,并且打算处置史官,只是因为当时史官已经去世,才没处置(6)。
而北魏时期的国史案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崔浩秉笔直书《国记》,尽述皇族(拓跋氏)的历史,详备而无所避讳,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。并刻在石碑上。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,引起了往来行人的议论。鲜卑贵族看到后,无不愤怒,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,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。拓跋焘知道后大怒,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,审查罪状。最后崔浩被诛杀,崔浩家族及其姻亲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皆被诛,秘书郎史以下百人也都被杀,牵连甚广(7)。
大概差不多时期,南朝的萧齐也有皇帝干涉史书的记载,由于萧世祖曾经是刘宋的臣子,于是命令史官把关于刘宋孝武帝、明帝的不利之事都为其隐讳,于是《宋书》多所省除(8)。
除了以上列举的删改史书杀史官的,还有一些朝代由于史料为当朝所作所以多有隐讳,比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一些史料提出了异议,由于三国志所载魏文帝甄后死因为被赐死,但是魏书却记为病亡。裴注认为,文帝不立甄氏,及加杀害,事有明审。魏书是为魏文帝隐讳,才崇饰虚文。并且裴松之认为魏史(曹魏方面的史书)为魏文帝隐恶,做的不到位,夸赞陈寿做三国志将隐语删除的行为(9),可知魏国史官作史时有所隐讳。
再如《周书·萧大圜传》曾提及滕王问萧大圜如何为皇帝作纪,滕王问如果隐讳则所记非实,如果直书是不是又不敬呢?萧大圜回答“这种说法不对,即便有隐讳,也不足为怪。并举东汉时汉明帝为《世祖纪》及汉章帝为《显宗纪》的例子说明,“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。讳国之恶,抑有礼也”(10)。由此可知史书隐讳之事是不少见的。
此外还有些朝代不允许私自修史,比如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,曾因修史而被下狱,当时由于班固的父亲去世了,班固认为父亲所续前史不详,于是打算接续父亲事业继续修史。结果被人告发给汉明帝,说班固私改作国史,于是班固被捕,家中的书都被收了。虽然最终班固得到了赦免且被任命修撰《世祖本纪》,汉明帝最后也允许他继续修史(11)。但是由这件事可以看出,当时若是私改作国史,就是大罪。此外隋朝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杜绝民间修史,曾经下诏:“人间有传集国史,臧否人物者,皆令禁绝”。
还有皇帝自己动手写史书的。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桓玄,史书记载:“玄在道自作《起居注》,叙其拒刘裕事,自谓算略无失,诸将违节度,以至于败。不暇谋议军事,惟诵述写传之。”虽然这属于篡位伪政权,但不去做谋议军事的正事,反而着急着自己为自己“诵述写传之”,也是受人讥讽的行为。
参考史料:
(1)《左传·齐襄公二十五年》:“大史书曰: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,二人。其弟又书,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,执简以往。闻既还。
(2)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肃传》:帝又问: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,内怀隐切,著《史记》非贬孝武,令人切齿。”对曰:“司马迁记事,不虚美,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,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《史记》,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,于是大怒,削而投之。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,遂下迁蚕室。此为隐切在孝武,而不在于史迁也。”
5)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:“后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。”
(6)《晋书·符坚载记》:初,坚母少寡,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,史官载之。至是,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,见其事,惭怒,乃焚其书,大检史官,将加其罪。著作郎赵泉、车敬等已死,乃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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