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4章 苏州萧条之因
第154章苏州萧条之因
刘韩墨细细讲开。
“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,而整个大明,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。”
“苏州所占之比,几近天下十分之一。”
“然而,苏州的耕田面积,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。”
“长期以来,苏州承担的税赋,比天下平均之数,高出近九倍。”
“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,相差更是十数倍。”
朱允熞沉默不语。
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,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。
但朝廷定税赋,一定有其用意,反复衡量了利弊,才做出决定。
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。
这种事情,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,最好不要轻易表态。
故而,他也就静静听着。
“本朝税制,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,农田减少二升,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,没官田一斗二升。”
(注: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)
“苏州在元朝时,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,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,占了苏州,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,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,富贾豪商,亦受到惩罚,被抄没家产,没收田地。”
“如此一来,反逆张士诚治下,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,几达到近半。”
“及至本朝灭张士诚,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,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,苏州田地便已有七、八成为官有。”
“而这其中,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”
“依税制,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?”
朱允熞恍然大悟。
苏州税赋最重,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。
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,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,并没有区别对待,给予重税。
问题在于,经过元朝,张士诚,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,苏州绝大部分田地,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
苏州的整体税赋,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。
“有人认为,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,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,给他们交租,和给朝廷交税,又能有多少区别呢?”
“这样说也不无道理。”
“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。”
“外地无田的百姓,租种普通的官田,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。”
“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。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,比外地重太多。”
“最苦的,反而是穷苦百姓。”
朱允熞听到这里,不由得张了张嘴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,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。
可他们必须要生存,要租种田地。
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,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,负担可想而知。
朝廷打击豪强地主,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。
这个结果,委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。
但纵观历史,自古至今,大多数政策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兴,百姓苦。
亡,百姓苦。
打击豪强,抑制兼并。
历朝历代都在做。
毕竟,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知道,百姓没饭吃,走投无路,是要造反的。
但收效嘛。
土地兼并这个难题,并没有一个朝代控制住了。
“田税一重,百姓们只能另谋生计。”
刘翰墨笑道:“苏州自古便是商贸中心,田地所产不足,便用商贸补之。”
“无田的贫苦农户,也可进入豪商大户做工,以补生计。”
“如此一来,苏州城不仅不会萧条,反而格外繁荣。”
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。
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作用。
这算不算另类的“圈地运动”呢?
无地又承担不起重税的农民,被迫进城务工,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,从而促进了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?
刘翰墨叹息了一声,又道:“可本朝与前朝不同,前朝对商贸不加限制,甚或鼓励。而本朝重农抑商,且禁绝海贸,严厉远甚前朝,苏州的商贸便也渐渐不行。”
“在此之前,也不过是勉力支撑。”
朱允熞笑道:“刘大人所说的这些,与孤似乎并无关系啊?”
他心中疑惑。
自己提议开海禁,对苏州只有好处。
至于加征商税,虽然会暂时加重商户的开支,却绝不至于让他们破产。
而以税证的名义,放开经商资格,更是只会促进商业的繁荣。
刘翰墨行礼道:“太孙殿下经天纬地之才,文有诗词可传千古,武则统千军所向披靡,在朝堂所给的几条建议,也皆切中要害。”
“加征商税虽非让商户收入减少,但目光放长远一点,便知此策可使经商更稳定。”
“况且太孙殿下又制定了发票制,税证制。”
“一方面是放开了寻常百姓经商的门槛,打破了商户的垄断。”
“另一方面,又杜绝了各地官府重复收税的问题。”
“老实说,商户们的实际税赋未见得增加,也许还有减少。”
在此之前,大明的税赋虽然很低,可征收却十分混乱。
地方官府到处设卡收税。
每过一个地方,就可能被收一次。
看似很轻的税,便变得重。
实际上,这些地方官府收的“过路商税”,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。
若说全部贪污了,那也不是。
老朱反贪严厉,洪武年间的官员,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
只是收过路商税这件事本身,就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力。
而收上钱之后,地方官府便拿着这笔钱,去聘请更多的人,做这事,做那事。
甭管有没有用。
任何官府,都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充衙门和机构的。
没有事做就找点事。
各种文件,开会,点卯……
何况,人浮于事,也是惯例。
即令后世科技文明时代,地方官府的扩充倾向,也是难以抑制的。
朝廷必须通过强制限定编制名额,通过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,责令地方官府不断裁员,减员……
仍然只是勉强控制住官僚机构不拼命膨胀而已。
若是朝廷不强制管着,放开口子的话,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将编制人员扩充几倍,几十倍。
家家户户吃公家饭,也不是笑话。
至于怎么养,养不养得起……寅吃卯粮,先混着再说。
真要擦屁股,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员的事。
大明的编制,可没有后世管制那么严。
官员上任都是自己带人。
而县衙府衙的人员聘任,基本上主政官员一个人说了算。
如此一来,收到钱之后,衙门办各种杂事的人数,便相应的增加许多。
银子都花出去了,朝廷却没有收到一分。
发票制度建立,按票收税,杜绝地方官府重复征收,对很多中小商户来说,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。
真正加重负担的,也就是那些巨贾豪商。
因为他们往往与权贵勾结,或者干脆就是权贵的家人奴婢。
在此之前,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们重复征税。
故而,朝廷中有权有势的官员,才会对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税制,加征商税之事那么不满。
毕竟,牵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。
刘翰墨道:“除了少数巨贾豪商,苏州的中小商户,寻常百姓,都对太孙殿下的建议赞不绝口。”
“开放海禁,更是让大家欢欣鼓舞。”
朱允熞不解道:“依你这般说,苏州应该因孤而繁荣才对,却又为何因孤而萧条呢?”
刘翰墨神色黯然,深吸了一口气,道:“太孙殿下想必还记得吴忘庚之事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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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韩墨细细讲开。
“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,而整个大明,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。”
“苏州所占之比,几近天下十分之一。”
“然而,苏州的耕田面积,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。”
“长期以来,苏州承担的税赋,比天下平均之数,高出近九倍。”
“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,相差更是十数倍。”
朱允熞沉默不语。
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,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。
但朝廷定税赋,一定有其用意,反复衡量了利弊,才做出决定。
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。
这种事情,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,最好不要轻易表态。
故而,他也就静静听着。
“本朝税制,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,农田减少二升,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,没官田一斗二升。”
(注: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)
“苏州在元朝时,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,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,占了苏州,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,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,富贾豪商,亦受到惩罚,被抄没家产,没收田地。”
“如此一来,反逆张士诚治下,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,几达到近半。”
“及至本朝灭张士诚,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,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,苏州田地便已有七、八成为官有。”
“而这其中,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”
“依税制,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?”
朱允熞恍然大悟。
苏州税赋最重,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。
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,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,并没有区别对待,给予重税。
问题在于,经过元朝,张士诚,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,苏州绝大部分田地,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。
苏州的整体税赋,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。
“有人认为,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,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,给他们交租,和给朝廷交税,又能有多少区别呢?”
“这样说也不无道理。”
“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。”
“外地无田的百姓,租种普通的官田,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。”
“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。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,比外地重太多。”
“最苦的,反而是穷苦百姓。”
朱允熞听到这里,不由得张了张嘴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,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。
可他们必须要生存,要租种田地。
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,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,负担可想而知。
朝廷打击豪强地主,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。
这个结果,委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。
但纵观历史,自古至今,大多数政策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兴,百姓苦。
亡,百姓苦。
打击豪强,抑制兼并。
历朝历代都在做。
毕竟,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知道,百姓没饭吃,走投无路,是要造反的。
但收效嘛。
土地兼并这个难题,并没有一个朝代控制住了。
“田税一重,百姓们只能另谋生计。”
刘翰墨笑道:“苏州自古便是商贸中心,田地所产不足,便用商贸补之。”
“无田的贫苦农户,也可进入豪商大户做工,以补生计。”
“如此一来,苏州城不仅不会萧条,反而格外繁荣。”
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。
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作用。
这算不算另类的“圈地运动”呢?
无地又承担不起重税的农民,被迫进城务工,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,从而促进了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?
刘翰墨叹息了一声,又道:“可本朝与前朝不同,前朝对商贸不加限制,甚或鼓励。而本朝重农抑商,且禁绝海贸,严厉远甚前朝,苏州的商贸便也渐渐不行。”
“在此之前,也不过是勉力支撑。”
朱允熞笑道:“刘大人所说的这些,与孤似乎并无关系啊?”
他心中疑惑。
自己提议开海禁,对苏州只有好处。
至于加征商税,虽然会暂时加重商户的开支,却绝不至于让他们破产。
而以税证的名义,放开经商资格,更是只会促进商业的繁荣。
刘翰墨行礼道:“太孙殿下经天纬地之才,文有诗词可传千古,武则统千军所向披靡,在朝堂所给的几条建议,也皆切中要害。”
“加征商税虽非让商户收入减少,但目光放长远一点,便知此策可使经商更稳定。”
“况且太孙殿下又制定了发票制,税证制。”
“一方面是放开了寻常百姓经商的门槛,打破了商户的垄断。”
“另一方面,又杜绝了各地官府重复收税的问题。”
“老实说,商户们的实际税赋未见得增加,也许还有减少。”
在此之前,大明的税赋虽然很低,可征收却十分混乱。
地方官府到处设卡收税。
每过一个地方,就可能被收一次。
看似很轻的税,便变得重。
实际上,这些地方官府收的“过路商税”,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。
若说全部贪污了,那也不是。
老朱反贪严厉,洪武年间的官员,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
只是收过路商税这件事本身,就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力。
而收上钱之后,地方官府便拿着这笔钱,去聘请更多的人,做这事,做那事。
甭管有没有用。
任何官府,都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充衙门和机构的。
没有事做就找点事。
各种文件,开会,点卯……
何况,人浮于事,也是惯例。
即令后世科技文明时代,地方官府的扩充倾向,也是难以抑制的。
朝廷必须通过强制限定编制名额,通过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,责令地方官府不断裁员,减员……
仍然只是勉强控制住官僚机构不拼命膨胀而已。
若是朝廷不强制管着,放开口子的话,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将编制人员扩充几倍,几十倍。
家家户户吃公家饭,也不是笑话。
至于怎么养,养不养得起……寅吃卯粮,先混着再说。
真要擦屁股,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员的事。
大明的编制,可没有后世管制那么严。
官员上任都是自己带人。
而县衙府衙的人员聘任,基本上主政官员一个人说了算。
如此一来,收到钱之后,衙门办各种杂事的人数,便相应的增加许多。
银子都花出去了,朝廷却没有收到一分。
发票制度建立,按票收税,杜绝地方官府重复征收,对很多中小商户来说,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。
真正加重负担的,也就是那些巨贾豪商。
因为他们往往与权贵勾结,或者干脆就是权贵的家人奴婢。
在此之前,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们重复征税。
故而,朝廷中有权有势的官员,才会对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税制,加征商税之事那么不满。
毕竟,牵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。
刘翰墨道:“除了少数巨贾豪商,苏州的中小商户,寻常百姓,都对太孙殿下的建议赞不绝口。”
“开放海禁,更是让大家欢欣鼓舞。”
朱允熞不解道:“依你这般说,苏州应该因孤而繁荣才对,却又为何因孤而萧条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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